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近年来，中国人类学从改革开放以来较多关注社会自身的结构转变，开始越来越关注各类新文化生产的中国意识及其多样性的存在。无论是包括通信技术在内的新技术革命对人们日常生活观念的影响，还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大范围推进的地方文化的自我改造，以及新兴旅游产业对既有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与再造，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种文化转型在中国社会悄然发生。它不仅挑战着既有的文化观念，也强化着人们对新的文化价值的追求。社会转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社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该在哪方面改进；而文化转型则明确告诉我们，人们在快速的变迁中如何构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文化类型。这种新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不再是由精英来主导，而是每一个平民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就如今天每个拥有手机的人都是一个自媒体人一样，每一个借助智能手机、电脑来发微博、微信的新技术消费者，已不再是新的文化运动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者。

　　从经典民族志到应用人类学 

　　人类学在中国的传统曾长期引导着人类学者走向乡村、走向民族地区，并遵循西方经典民族志的传统书写自己的民族志。今天，这种经典民族志的传统尽管依旧是学院派训练研究生的基本规范，但在前沿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中，书写跨学科、跨地域、跨国界以及跨文化的人类学体验的民族志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人们开始重新看待一度被轻视的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在医学领域，人类学家活跃在第一线；在灾难的场景中，也能看到人类学家的身影；中国人类学家走出国门去做田野研究，借此而实现理解他者的人类学初衷。而跨学科的交流，表现在人类学与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学的互动。通过各种研讨会的形式，学者们展开了学术思想的碰撞，注意到了人类学作为一种看问题的独特视角，不仅会在其理论的应用领域、民间的社会管理领域以及各类新兴文化产业或创意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渗透在各学科中，产生跨学科的应用性研究。

　　　从地域研究到跨文明交流 

　　人类学家关注一个点上的研究，这注定了人类学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地域研究专家，譬如是某个村落研究的权威、某个地方民族研究的权威。今天，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随着世界性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存在，学者们很难用地点以及方位这样简单的人口地理学概念去框定一个群体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不同文明之间往来互动的轨迹，这些轨迹可能是历史意义上的，同样也可以是当下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社会与文化事实。显而易见，人类的历史与文明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文明的互动构成了文明不仅可以相互交流而且可以得到延续的基础。在诸多文明间频繁互动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有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积极主动地融入到这种文明互动中去。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明，转向了借助艺术、器物、民俗以及信仰等文明构成要素的诸多互动形式所构造出来的不同文明互动的形态，它将进一步丰富世界人类学对人自身生活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合作的而非分裂的，是友善的而非仇视的，是多元多极化的而非一元一极化的，是人本的同时也是亲自然的。

　　　“在一起”的人类学新视野 

　　人类学在作理性描记的同时，逐渐意识到这一学科对于人的情感和具体认知过程的忽视，这方面研究的逐渐开展，将对人类自我体验的文化表达实践有更深入的探索。它将激发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在一起”的人类学的发展。“在一起”的人类学不仅会成为中国本土人类学一种主体意识的回归，同时也是借此构建起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行动策略。人们通过各种聚会的形式凝聚一种中国人类学的共识、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新的学术共同体意识中得到了相互容纳与再造。虽然，现代技术在不断使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分离的趋势，但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却是在不同的区域以及不同的场所，细致地研究着那些不为人所觉察的能够使人与人相互结合的文化，寻找社会与文化重塑的途径。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在融入其他学科的同时，又在展示着自己新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一种宽容的理解，而不是自我的封闭。它使许多试图对人加以理解的学科可以从人类学中获益，但人类学自身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而这恰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

　　（作者系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