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陆航 张翼） 近日，以“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贵阳举行。与会学者认为，在我国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和范式也必然发生较大变化。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和社会转型，将发达国家曾经用数百年经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压缩于短短的几十年内，从而使很多发展问题集中凸显出来。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社会转型，对当前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亦有学者指出，应通过研究中国西部社会发展实践，推动社会学的中国化，使之逐渐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中国化源自西方理论之局限

　　“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告诉记者，“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石英认为，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实证主义传统，使崇尚精确量化的“统计社会学”成为主流。然而，“定量分析”方法已愈发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性日渐式微。他指出，“‘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煜指出，西方社会学家不遗余力地将基于西方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学术体系特殊化，并不断塑造其所谓“普世性”，这很值得中国本土学者注意。然而，“社会学知识是为社会服务的，‘走向人民的社会学’当然包括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群。”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江波说。

　　事实上，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质即是对待文化的科学态度。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王继说，异质性文化进入中国，要对中国产生影响，总是要经过中国化的过程。西北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大文认为，在简单的套用、照搬过程中，西方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性随之显现，可以说社会学的中国化源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局限。“从一开始，中国化的研究就是一种非西方的视角，它提倡不去套用西方现成的东西，而是直接面对我们自已的社会与文化、面对自己的心理与行为。” 罗大文说。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文龙认为，“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社会学研究的一般理论范式与中国社会的本土性实践结合起来，注重中国文化特色与中国社会的实践经验，形成理论自觉的中国式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西部为社会学中国化提供丰硕素材

　　西部大开发与大发展，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文龙指出，西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民族多样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发展滞后性，以及西部特有的地方性实践及知识、文化特色。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牛昉认为，西部转型不仅仅是一次外部的“机遇”，更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对象。

　　在过去十多年里，西部社会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在西部民族社区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研究实践活动。江波介绍说，这些研究和服务活动，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围绕贫困与发展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性别平等问题、民族问题等开展了参与式的社区发展、健康服务、民族文化持守、社区组织培育、社会网络建设等研究与服务。

　　近年来，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团队倡导采用参与式的研究方法，并将质性研究、行动研究和口述史等方法与视角带入课题或项目实践。石英强调，质性研究注重“参与性”，强调个案和过程，遵循“理解原则”，其以鲜明的人文特色与“科学的”量化研究形成对比。

　　王继强调，“西部”能否作为学术概念，尚需严谨的学术观照，一般意义上的“西部”，既有“华北”、“西北”，又有“西南”。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中国传统的历史称谓和文化分野，找寻基本的、共通的文化共性。在讨论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时，应区分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特点，不宜用过大的概念试图涵括草原文化、黄土文化等特性各异的文化区域。

　　社会学中国化须回溯人文传统

　　尽管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地为社会学中国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石英认为，整体而言，当下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当年《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或许并不合乎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规范化”等要求，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

　　王继提出，一段时间以来，学界普遍反映某核心刊物发表的一些社会学文章“看不懂”，完全是用西方社会学的原理、方法去解释、描述中国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他说，“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牛昉表示，当下的学术研究总是缺少一些承接中国“地气”的东西，偏离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目标。赵文龙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学界对中国文化和现实社会总结、反思得不够深入，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学科范式。

　　李煜强调，理想目标是要达到两个平衡，一是本土化特性与世界一般规律的平衡；二是本土理论与西方主导下的理论霸权的平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宗克表示，要有效推进有关中国化的讨论，需要从社会科学哲学或者广义的知识论视角，对这一论题做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不同的观点，无论成熟与否，都可以在这一基础上获得更清晰的理论定位，而不再陷于比较含糊的意见表达。

　　社会学早期中国化探索的成功实践表明，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凸显价值追求，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石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