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的著名批评家，其批评以公正、宽容的态度以及独特的风格、文体风靡一时，并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朱光潜曾如此评价他的文学批评：“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书，还可以把评当做一篇好文章读……刘西渭的《读〈里门拾记〉》庶几近之。”李健吾建立的印象图式的批评模式与当时流行的社会学的批评模式有很大差别，极大地彰显了文学批评的魅力。

　　批评家的任务：鉴赏作品与完善人格

　　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存在着较深的门户之见，有的批评家动辄以法官的角色自居。李健吾对此十分反感，在他看来，一些批评家在各种私利的驱动下完全撇开了文学艺术本身，“专门来干造谣，攻讦，揭发隐私，和其他‘文人相轻’的勾当”，这样的批评败坏了文坛的风气，造成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尖锐的对立，对文学的发展十分有害。鉴于此，李健吾积极倡导并实践一种全新的批评观念，把文学批评视作一门独立的、有尊严的艺术创造，同时，认为批评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而只是批评家自身人格的完善，批评家和作家是一种彼此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在谈到批评家的角色时，李健吾认为，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鉴赏作品和完善人格，是以鉴赏的眼光来汇报自己的读书经验，这就根本否定了文学批评家作为法官和终极裁判的角色，“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一个作者不是一个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状……在文学上，在性灵的开花结实上，谁给我们一种绝对的权威，掌握无上的生死？”

　　有感于当时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李健吾要求批评家理解作家创作的甘苦，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简单粗暴地对待作家的作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应建立互信和尊重。李健吾评论的对象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既有和他艺术理想相符的作家，也有和他艺术理想不符的作家，既有名气很大的作家，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但李健吾总是细心发觉他们的优点和独到的艺术风格，很少对作家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如沈从文、废名、卞之琳等在当时曾受到一些批评家的指责，而李健吾总是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的艺术理想和热情。即使面对巴金、卞之琳、曹禺等人对他进行反批评时，他仍然保持宽容的心态。尽管在观点上有分歧，但李健吾和巴金等人保持着数十年的真诚友情，堪称批评家和作家关系的典范。

　　精致的美文：传达中国传统文论特点

　　李健吾不仅努力实践宽容、独立、平等的批评准则，其批评体系和方法在当时的文坛也是独树一帜，尤其是其潇洒、从容的随笔文体和细腻、华美的鉴赏语言更是让人称赞，成为不少人追随和仰慕的对象。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说：“他写的每一篇批评，都是精致的美文。”李健吾虽留学海外多年，但他对盛行的西方文学批评保持着足够的清醒意识，并未将之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国现实的文学批评，相反，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话语都是充分中国化的，以感悟、印象的方式描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

　　李健吾很少使用程序化的批评套路，而是更多地采用随笔的文体，任意而谈，引导作者一同欣赏文学的奥秘，叙述生命对艺术的感悟，显得格外亲切、自然。如他对沈从文《边城》的评论可以看作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它完全解构了西方的现代批评模式，通篇没有深奥的理论概念和难懂晦涩的术语，但准确地抓住了沈从文作品的精华之所在。李健吾对中国传统的印象批评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与现代流行的批评方法相比，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在审美直接性的契合和对风格的品味、辨析上有自身的优势。中国传统文论往往以直觉、顿悟的方式来领会艺术作品的精神，排斥那种先入为主的理性思维，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健吾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这一优点，他常常使用抒情的、诗化的语言烘托出作品的意境和美感，进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由此，他的批评文字本身也成为琳琅璀璨的美文。如李健吾评沈从文的一段文字：“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埋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难道天真和忧郁竟然不能分开吗？”像这样飘动诗情和灵性的语言，与其说是评论文章，倒不如说是诗和散文更贴切。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魅力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他的《咀华集》所营造的世界，是一片晶莹剔透的澄澈之湖，也是人们可以依托的心灵绿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关系研究”（13BZW1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