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现实主义在英国当代小说中的变化和拓展。在他们看来，英国小说在坚持文字对客观世界指涉性的同时，也关注文本的虚构性和自反性，既探索民族、历史、身份、主体、族裔的建构性，又倾注着对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观察和人文关怀。

　　英国文坛新生代作家、布克奖获得者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2008年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重要书评《小说的两条路》，以爱尔兰作家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的《地之国》和英国作家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的《残余》为例，指出了当代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发展的不同方向。她认为，《地之国》在追求自我的完整延续性、形式的超越性以及语言的生动性上延续了19世纪抒情现实主义的本真崇拜，却无视后弗洛伊德时代自我的分裂、反动，及其遭遇的本体危机，在根本上不过“令人称羡地”表明了作家对读者的恐惧和弱点的洞悉与纵容；而辗转七年方付梓刊印的《残余》，基于对形而上学传统和被奉为纯粹理式的艺术的反叛，通过主人公（“重演者”）经验的不断重复，以极简的文字风格展开对外部世界的平面化物质想象，借助缺失的信息、不在场的人物和难以言说的内容，吊诡地实现了一种建构性的解构。史密斯认为，麦卡锡在布朗肖、罗伯-格里耶、威廉·巴勒斯等人开辟的文学实验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提示着当代英语小说继往开来的另一种可能。

　　现实主义的变化和拓展

　　史密斯的观点令人不禁回想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文学评论界出现的传统与实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之争。彼时研究者注意到战后英国小说日益远离伍尔夫等人开拓的现代主义、重新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一时间众说纷纭。评论家伯贡奇（Bernard Bergonzi）认为，在现代主义运动已穷尽现实主义的可能性之后，小说的自由和新颖的本质特征使其要求获得新的方向，与同时期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实验小说相比，英国当代小说固步自封、前途堪忧。有人指出，现实主义破坏文学中的意义，因此“小说必须放弃表现现实的企图，而更加依靠激发想象力的文字力量”。戴维·洛奇（David Lodge）也注意到，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面临着或坚持现实主义，或进行虚构和元小说试验的非此即彼的重大选择，但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遵循现实主义的老路。

　　我们很难确认，这段学界争论究竟对作家产生过多少实际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今天的英国小说早已告别了战后“因循守旧”和“地方主义”的恶名，让“小说终结”和“文学枯竭”论偃旗息鼓，作家群体和阅读市场生机勃勃。评论界认为，这一复兴主要源自英国小说形式与主题上的新发展，但如何具体表述这种“发展”和“新”，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现代英美小说专家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归纳了当代英国小说呈现出的多种意义上的后现代性：机智、试验、自嘲、反思历史。著有《现代英国小说剑桥指南1950—2000》的海德（Dominic Head）则相信，纯粹的实验小说在英国从未生根，当代小说始终在修订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如果后现代表达与英国作家有关的话，那么它意味着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修正而非排斥。评论家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把20世纪英国小说喻为包括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诗学的竞技场，提出所谓的“后现代现实主义”或许是英国对小说发展的特色贡献。

　　虽然“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提法并没有进入学界主流的语汇，但无可辩驳的是，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现实主义在英国当代小说中的变化和拓展。在他们看来，英国小说在坚持文字对客观世界指涉性的同时，也关注文本的虚构性和自反性，既探索民族、历史、身份、主体、族裔的建构性，又倾注着对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观察和人文关怀。正如资深评论家比格斯比（Christopher Bigsby）所指出的，许多当代英国小说家实践的现实主义“决非单纯的现实主义”，尽管叙事与人物的地位仍然显得十分重要，许多作品表现出的对语言本质的怀疑和对艺术操纵力量、人物脆弱性、历史可疑性、价值与认知相对性的思考已构成了“文本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或不稳定性在加西雷克（Andrzej Gasiorek）的《战后英国小说：现实主义及其之后》一书中，被归因为现实主义自身的复杂和多元性，其概念“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的内涵与外延，为当代英国小说中多种形式、风格和技巧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栖息之所。

　　超越传统与实验的二分法

　　遭遇当代学界挑战的不仅包括现实主义的传统内容，还有盛行20世纪大半期的传统与实验二元论，这种非此即彼的对比框架越来越被认为遮蔽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纽带。卡宁汉和洛奇的研究均指出，所谓20世纪60年代英国文坛的现实主义/实验主义的二分法是一种谬误。现代作家对现实主义往往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以服务于各自的目的。洛奇认为更有趣的作品常常是那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现代作家与其说是站在传统与实验的十字路口，不如说是面对极为丰富的风格、技巧、场景的审美市场上的顾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各取所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再被理解为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二者的反差被淡化，杂糅的风格成为主流。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史密斯的观点并没有超越60年代英国文坛的争论，这一有趣的时间错误或许可以从两个层面给予我们一点启示。其一，史密斯对两部小说的褒贬折射出部分英国当代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焦虑和不满，而这正是现实主义当代发展的深层动力。如果20世纪的现实主义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汲取过大量生长养分，那么从小熟读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作家、被著名书评人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归为“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的史密斯，当然也有必要从当代先锋派那里汲取养分、获得灵感。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新作《西北区》一改以往相对纯粹的现实主义风格，凭借意识流、剧场式对白等实验性手法对应当代都市生活的多元性和复调性，被伍德出人意料地誉为呈现出“稳定、清晰的现实主义天才”。

　　其二，史密斯对现实主义的焦虑和不满有可能影响了她的文学判断。且不论现实主义和实验、传统与创新之间是否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史密斯对两部作品的黑白解读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不少反对声音。比如，伍德就曾条分缕析地一一驳斥史密斯给《地之国》扣上的巴尔扎克、福楼拜式的“抒情现实主义”帽子，指出《地之国》既不像她认定的那样保守，《残余》也非如她所说的那样前卫。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心照不宣地接受作家之间有意无意的策略式“误读”，相信这不过是史密斯文风转变的前奏，以及现实主义演进中的一段小插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英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