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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军事转型应该更少地指向硬件,更多地培育一种由构想与战略、适应性机构、人员、条令和程序推动的文化。”未来信息化战场的联合作战归根结底是心理与意志力的较量,它最终表现为军队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判断,共同的使命责任和群体认同等,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联合文化的滋养与确立。
德国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指出:“战争的精华,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翻开漫长的人类战争史,每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变革,都是这部史册中炫目的篇章。时代的风烟吹散了血与火的逐杀,却将制胜的法则镌刻在历史的星空。细心的人会发现,虽然军事变革常常发韧于技术革命,磨砺于兵戈沙场,但最终的实现与完成,必须深深嵌入先进文化的民族内核,完成从思维、意识到精神、理念等文化层面的脱胎换骨,才能算作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军事变革,也才能最终催生新型军队,诞生新质战斗力,最终打造出全新意义的战争机器。
如果用两个字给文化下定义,会是什么?西方哲学界早有定论:秩序。而战争恰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暴力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某种意义上是文化间的对抗,文化是军事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点。进入21世纪,联合作战成为信息化战场的常态,一支机械化的军队要完成向信息化军队的凤凰涅槃,形成体联神聚的“网聚能力”和信息化作战的新秩序,只有也必须完成从军种文化向联合文化的洗礼与超越。
●联合文化是文化整体性特征在联合作战上的反映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把文化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综合,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整体性是文化的根本特征,它为人们认清社会的精神内容、特征和风貌,正确处理物质、制度、精神因素的关系、制定社会总体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
构建联合文化是文化整体性特征在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信息时代网络文化的诞生将世界与战场变得愈发扁平,为人们形成联合作战思维、催生联合作战模式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众所周知,联合作战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作战样式,所有的单元、要素集成为一个大系统,任何单一的军兵种、单一的作战平台离开了体系的支撑,都难以施展身手。联合作战的重中之重是锤炼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系统是基础,能力是灵魂。但这种能力的获得既依赖于技术牵引的硬环境塑造,更仰仗于联合文化的软环境熏陶,因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现代战争仍然是对手间心理与意志力的较量,它表现为部队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判断、共同的使命责任和群体认同等等,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以联合作战为目标的新型文化的培养与确立。
●培育联合文化不能简单排斥军种文化
超越时代发展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培育我军特色联合文化,应当客观分析我军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历史发展,既广泛吸纳外军有益的经验,又不能简单照抄照搬。正如联合作战是对军种体制的重构、不可能一下子取消军种一样,联合文化的主旨是培育军种共同的使命观、价值观和行动观,这和外军旨在削减军种地位的做法并不相同。
军种是大工业时代专业化分工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未来的联合作战,是对应各军种联合成军进入共同战场,明确各军种共同使命,将各专业力量和要素整合为统一的作战体系,规范各专业作战行动之间的支援、配合关系,指挥各军种共同遂行的作战行动。它是对军种的整合重构,包含军种作战,也依托军种作战,必然地以军种体制为基础。
联合文化作为联合作战的思想表现,也必然包括军种文化,并以之为基础。联合使命观,是军种使命观的升华;联合价值观,是军种价值观的升华;联合能力观,是军种能力观的升华;联合行动观,是军种行动观的升华。可以说,没有军种文化,就没有联合文化。没有军种文化的繁荣,就没有联合文化的兴盛。如果以淡化军种文化为前提培育联合文化,那将是基于对联合作战的误读所形成的片面之见。以为单纯靠行政力量就能达成军种行动的统一,更是对文化力量的明显低估。当下推进我军联合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增强统一性与尊重专业性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既要在各军种确立和推广对联合使命、联合价值、联合能力、联合行动的共识,又要保持军种亚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军种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荣誉和价值。这既是推进联合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推进联合作战实践的需要。
●联合文化的塑造要在遵循规律中创建特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育人才要遵循科学规律,文化的塑造更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对于信息化战争这种我军从未打过的新质战争而言,更是如此。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转变,而基于人的精神思想转变基础上的联合文化的塑造注定将是一项长期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现实中我们常可看到,一个体系的结构通常在外力作用下会迅速发生变化,而文化由于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之中,其形成和改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往往跟不上结构的变化步伐,在变革过程中反而起着迟滞和阻碍的作用。而且,越是成熟的文化越会表现出很强的惯性和刚性,当试图推行一些全新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时,文化的阻力就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美军在推进军事转型的后期开始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认为“真正的军事转型应该更少地指向硬件,更多地培育一种由构想与战略、适应性机构、人员、条令和程序推动的文化。”由此,我们不但要认识到联合文化的重要性,也要充分认识到联合文化培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建设与当前联合作战样式相适应的军事联合文化,首先要弘扬“联合制胜”的价值理念。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人类学家瑞菲尔德认为,价值取向制约着人类实践的一切选择、愿望,以及行为的目标和方式。应在广大官兵中努力倡导与构建重视联合、鼓励联合、促进联合的氛围与环境,从思想深处筑牢官兵自觉的“联合制胜”的价值理念。其次要培育系统的联合知识体系。联合知识为联合作战能力建设提供智力支撑,是军事联合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培育联合知识就是要通过发展联合职业教育使广大官兵学习和掌握各军兵种核心作战能力的知识,各种指挥要素协调运用的知识,各种作战样式灵活使用的知识,各种作战力量协调一致的知识。再次要塑造官兵联合思维能力。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人的实践效果,联合思维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复杂巨系统的控制思维能力,在实践中我们应逐渐学会变“纵向到底”的思维为“横向到边”的思维,变以“平台为中心”思维为以“网络为中心”思维,变“线性递进”思维为“综合集成”思维等等,努力在实践中拓展联合思维能力。另外还需建立完善的联合法规制度。联合法规制度是联合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保证联合作战顺利进行的基础。军事行动具有纪律性强,目的性精确的特点,联合作战更是需要精确打击、精确协同和精确指挥,没有统一的法规制度强力约束,联合作战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因此我军在培育官兵联合制胜的价值理念、联合知识体系和联合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应当建立和完善与联合作战相关的法规制度和条令条例。
责任编辑: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