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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是我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总体发展战略的新概括，也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财政资源配置视角的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一文，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视角，创新性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研究者破题思路清晰、理论观点独到、论证方法规范。此文的学术贡献在于建立了研究国防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的一种实证性分析范式，从指标选取、经济模型构建到数据测算，都严格按照实证分析的逻辑过程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和解读，具有颇高学术价值和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摘要：本文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视角，选取了军事财力总量均衡、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国际国内关系和谐这三项指标来刻画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并尝试性地展开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大约为77.7%，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国际国内关系和谐程度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为此，我国政府除了需要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外，更需要关注国际国内关系和谐，加强军民的融合发展，以达成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财政资源配置 军事财力 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

Empirrical Analysis of Public Resources Distribution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y Construction Coordination Developing

Hao Wanlu      Sun Zhaobin      Huang Wei

　　(1、3. PLA Logistic Command Academy China；2.Military Economic Academy，Wuhan，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choose three index of military finance equilibrium ＆ public financ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merge, to depict degree of public resources distribution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y construction coordination developing,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public resources distribution belong to stage of good coordination in china. We must set up mechanism of defense military coordination growth as GDP, strengthen military civil merge developing, lay down public resources distribution plan of irnormality, to realize two-wi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y construction coordination developing.

　　Key words: public resources；distribution；coordination developing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而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国防建设上，就是要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协调的侧重点是安全下的发展，二者协调的基本标志是本国经济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同时国家又处在基本没有或很少受到威胁的状态。或者说，国家能够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之间形成合理的资源分配比例，建立科学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财政资源，达到国防与经济建设发展的双赢局面。

　　1文献回顾

　　1.1国外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模式与做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防发展战略思想已由“先军后民，以军带民”调整为“军民并重，以民养军”，最终实现“军民一体化”[1]。美国国会在1994年完成的研究报告《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中，首次把军民一体化作为长远发展规划进行了国家层次上的总体设计，并在2001年的《国防报告》中宣称原先军民分离的两个工业基础已基本融合为一体；俄罗斯国防工业正在推行由“军民分离”向“军民结合”模式的转变，除了出台政策力促军工企业转轨改制、建立军民结合的工业体系以外，主要通过对外军贸维持和促进国防工业的发展，并实行以武器出口促进军转民的政策；日本采取了“以民掩军”的发展模式，确立了主要依靠民间企业发展武器装备的方针。具体说来，一是建立军、政、民相结合的决策运行机制，二是鼓励企业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三是对承担军工任务的企业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以确保其技术领先优势；欧盟各主要国家则采取“民技优先”模式，都重视民用高技术的发展并强调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印度采取了“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并重，优先考虑国防需求”的“国防优先”模式，建立健全了军民结合型管理体制与国防工业运行机制，调整完善了国防工业体系。

　　1.2国内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凤凰卫视评论员石齐平认为军工企业欲求其效率极大化必须把握一个民营化原则，国防建设必须要与经济建设中的教育建设尤其是高科技教育相结合，国防工业必须走国际化的发展路子[2]；国防大学姜鲁鸣认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资源配置上的集中体现是，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小，同时又能最大化地满足国防安全需求，而实现这一均衡态的基本约束条件是建立政府与军方之间统一有效的国防预算机制[3]；南京政治学院杜人淮认为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4]；军事经济学院果增明认为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涉及经济、技术与人才三个方面，主要包括比例合理、基础兼容、技术融合、智力共享等内容，军民兼容的国防工业技术基础和军队人才的培养应当走“强干坚枝”的发展模式[5]；军事经济学院韩仁武运用系统协调发展方法，通过建立协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计算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确定各子系统协调发展模型，在计算各种协调发展系数基础上计算了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得出了1997－2003年间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处于“很协调的区间，协调程度近乎1”的结论[6]。

　　2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标选取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国防财政资源配置的规模不仅取决于与一些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博弈，而且也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条件与发展状况等因素。为此，我们选取以下三种指标来刻画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财政资源配置程度：一是军事财力总量均衡程度。由于军事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各自具有不同的运行轨迹，两者不一致是必然的。经济发展及其对军事财力的供给，总是以过去和现实的经济水平为基础的，而军事财力需求则往往是以现实和未来的军事需要为基础的，从而造成军事财力供给滞后于军事财力需求，同时经济建设本身也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予以支持。可以说，各国军事需求都是大于军事供给的，如何调节这种供需差，实现军事总量需求的基本均衡是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主要标志。二是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合理程度。所谓结构合理是指财政资源在经济性支出、社会服务性支出、维持性支出之间要合理有度，特别是在维持性支出中的国防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要合理有度，相互之间不可偏颇。结构合理也可以视为一种高效配置，因为高效配置相当于增加了财政资源配置总量，从而为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三是国际国内关系和谐程度。其中，国际关系的和谐包括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和谐，与传统盟友的和谐，甚至包括与战略竞争对手的和谐；国内关系的和谐又有许多表现，比如军民关系的和谐、军地利益关系的和谐、技术关系的和谐、战斗力生成关系的和谐等等。

　　3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

　　在选取了上述三项刻画指标以后，就可以进行实证分析。即便如此，许多数据无法搜集，一些指标之间权重也难以确定。为此，我们尝试采取变通的做法，对于少数确实无法搜集的指标数据或者用近似数予以代替，或者进行合理的估定。对于权重则采取传统的方法，诸如层次分析法、集值迭代法、专家打分法等进行界定。

　　3.1军事财力总量的均衡程度（H1）

　　军事财力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专项经费，是国防战略在经济上的具体体现，是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凝聚点，是国防政策的数字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就是军事财力总量的均衡程度。

　　由于军事财力均衡分为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种。为此，我们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军事财力（国防费）取做解释变量，将我国军事财力（国防费）取做被解释变量。主要国家或地区，我们选取的是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台湾。这样，我们就选取了刻画中国军事财力总量均衡模型的六个解释变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CHGDP）、美国国防费（USME）、日本国防费（JAPME）、印度国防费（INDME）、俄罗斯国防费（RUSME）和台湾军费（TAIME）。

　　在实证分析之前，为削弱样本数据的异方差，同时去掉变量的量纲，先对中国国防费（CHME）及其六个解释变量取对数（前面加L），这样，模型就可以写成：

　　LCHME=C+1LCHGDP+2LUSME+3LJAPME+4LINDME+5LRUSME+6LTAIME+μ    (1)公式中μ表示随机误差项。

　　以1980~2009年数据为样本区间，首先对这些变量进行单整检验与协整分析。利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ADF的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临界值水平下，所有变量都是一阶整形序列I（1），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并得到的静态回归方程如下：

　　LCHME=5.208+1.276LCHGDP－0.498LUSME(-1) +0.192LRUSME－1.211LJAPME－0.413LTAIME (2)

　　为得到与这些变量内外部均衡相一致的均衡国防费，需要对这些变量的取值进行H－P滤波校正。根据各变量滤波校正后的数据，按照方程（2）推导的国防费就是它的均衡水平，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测算出1980~2009年间中国军事财力总量偏离均衡的程度，见表1。

　　考虑到有的年份偏高，有的年份偏低，为防止出现相互抵消，我们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事财力总量偏离均衡程度绝对值的平均值。这样，我们就得到自1980~2009年的30年间军事财力总量的年均协调程度H1为：

　　H1=1－(30i=1第i年军事财力偏离均衡程度)/30=1－0.093=0.907

　　3.2财政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程度（H2）

　　财政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程度取决于以下四种结构的合理程度：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其他支出（国防支出上面已经研究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7年以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职能结构进行了重新分类，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在此对2007年以后数据做了必要的调整。

　　为获得各项财政支出的均衡方程，我们先确定每项财政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1980－2009年间数据资料（为消除不同量纲影响，所有变量都取对数，前面加L），建立相应的计量分析模型。

　　（1）经济建设支出方程：

　　LECO=1.283+1.036LFIX－0.327LSAV (3)

　　其中，ECO表示经济建设支出；FIX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SAV表示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

　　（2）社会文教支出方程：

　　LSOC=26.245－3.146LPRI+2.953LPUB (4)

　　其中，SOC表示社会文教支出；LPRI表示全国小学数量；LPUB表示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

　　（3）行政管理支出方程：

　　LADM=5.198－0.847LMA1+1.23LMA2 (5)

　　其中，ADM表示行政管理支出；LMA1表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LMA2表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

　　（4）其他支出方程：

　　LOTH=－6.113+1.177LGDP (6)

　　其中，OTH表示其他支出；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运用协调程度=1－(30i=1第i年偏离均衡程度)/30，可以计算出各项财政支出的协调程度，其中，经济建设支出的协调程度为0.872；社会文教支出的协调程度为0.806；国防支出的协调程度为0.907；行政管理支出的协调程度为0.894；其他支出的协调程度为0.691。

　　由于在这3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分别为42%、25%、9%、14%、10%。故我们可以将各项财政支出的权重取为各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即：经济建设支出的权重0.42；社会文教支出的权重0.25；国防支出的权重0.09；行政管理支出的权重0.14；其他支出的权重0.10。

　　从而可以计算出1980~2009年间财政资源配置的协调程度H2为：

　　H2=42%×0.872+25%×0.806+9%×0.907+14%×0.894+10%×0.691=0.844

　　3.3国际国内关系的和谐程度（H3）

　　（1）国际关系的和谐程度

　　影响国际关系和谐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四个方面。因此，要计算国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必须计算这四项因素的权重，运用层次分析法可测得政治关系权重w31=0.472，军事关系权重w32=0.285，经济关系权重w33=0.170，文化关系权重w34=0.073。

　　按照联合国的认定，目前世界上共有193个国家或地区，与我国建交的有165个，没有建交的有28个。首先，从政治和谐程度来看，在建交的165个国家或地区中关系一般的主要有13个国家，这样，政治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占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比重为(165－13)/193=0.788，故可以近似认为政治关系的和谐程度为0.788；其次，从军事和谐程度来看，与我国有良好军事关系的主要有20个国家，这样，军事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占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比重为20/193=0.104，故可以近似认为军事关系的和谐程度为0.104；再者，从经济和谐程度来看，与我国没有经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非常少，目前没有或者经贸往来非常少的国家主要有7个国家或地区，这样，经济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占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比重为(193－7)/193=0.964，故可以近似认为经济关系的和谐程度为0.964；最后，从文化和谐程度来看，与我国建交的国家都有文化往来，而没有建交的国家文化往来很少，这样，文化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占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比重为165/193=0.855，故可以近似认为文化关系的和谐程度为0.788。

　　综上所述，可以计算出国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为H31：

　　H31=0.472×0.788+0.285×0.104+0.170×0.964+0.073×0.855=0.628

　　（2）国内关系的和谐程度

　　毫无疑问，基于国防财政资源配置的视角出发，国内关系和谐程度的度量具有多种方式，但为了计算与刻画的方便，我们用军民融合程度来替代国内关系和谐程度，并借鉴美国使用防务与商务通用率指标的做法。从科技人员构成上看，美国直接或间接为军方服务的科学家目前已达到78万之多，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82%，在人才队伍上已实现了军民的高度融合。在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公布的关键防务技术与商用技术清单中，两者重叠的部分达80%。这样，我们可以将军民融合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方面，具体说来，用防务与民用的劳动通用率、资本通用率、技术通用率三项指标去刻画。

　　首先，运用可搜集到的数据，我们测算的我国防务与民用劳动通用率为9.32%，防务与民用劳动的协调程度为18.6%；我国资本通用率为16.85%，防务与民用资本的协调程度为30.3%；我国防务与民用技术通用率为65%，防务与民用技术协调程度为73.1%。其次，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于各项指标权重的选取可以按照各自的弹性取值。资料显示，我国的资本弹性稳定在=0.67左右，劳动力弹性稳定在=0.33左右，而技术的弹性显然是1。这样，我国劳动的权重可确定为0.33/(0.33+0.67+1)=16.5%；资本的权重为0.67/(0.33+0.67+1)=33.5%；技术的权重为1/(0.33+0.67+1)=50%。

　　从而，可以近似得出我国军民融合的协调程度H32为：

　　H32=0.165×0.186+0.365×0.303+0. 5×0.731=0.498

　　最后，采取专家评估打分法，我们测得国际关系的权重为0.439，国内关系的权重为0.561，从而可以计算出国际国内关系的和谐程度H3为：

　　H3=0.439×0.628+0.561×0.498=0.555

　　3.4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程度（H）

　　借用基于“功能驱动”原理的指标偏好型赋权法——集值迭代法，我们测算的总量均衡、结构合理、关系和谐这三项指标的权重分别为9/26、9/26、8/26。

　　据此可计算得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防与经济建设发展的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程度H为：

　　H= (9H1+9H2+8H3)/26=0.777

　　按照一般的协调判别标准，基于财政资源配置视角，我国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程度总体处于良好协调状态。

　　4基本结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达到77.7%左右，总体上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在军民融合方面差距较大。实际上，我国关系和谐程度只有55.5%左右，处于基本协调状态；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合理程度次之，达到84.4%，军事财力总量均衡程度最高，达到90.7%。其中，要提高国际国内关系和谐程度与提高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协调程度的难度最大，涉及到宏观经济、国防工业发展政策与机制等许多因素。而要达到军事财力均衡相对要容易得多，理论上只要调整财政资源配置总量就可以达到。由此可见，要提高财政资源在国防与经济建设领域的协调配置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王开联.国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模式和做法[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05（3）：3-4.

　　[2].石齐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逻辑[N].凤凰网2005-6-24.

　　[3].姜鲁鸣.科学发展观与国防经济建设[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杜人淮.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6（3）12-15.

　　[5].果增明.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J].理论导刊，2006（11期）34-38.

　　[6].韩仁武.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机制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7].康学军，侯荣华.中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郝万禄，后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兆斌，军事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黄薇，后勤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