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宋代金文研究兴盛，最终正式形成专门之学，其研究达至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这是历史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

　　金文，是指铸或刻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我国青铜器主要盛行于商周时代，属于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范畴。清末王国维作《宋代金文著录表》时，始用到“金文”一词，但其内容是指所有“古器之有文字者”，与今天我们的理解不同。大概因为当时所说的宋代金文，既包括器物层面，又包括文字层面。事实上，在此之前，“金文”并未从“金石”中被区分出来。

　　赵宋之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金文研究的第一个高峰，但以往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对宋代的金文研究，或认为有“凿空之功”，或认为“无甚价值”。客观、准确地认识汉宋间的金文研究贡献与不足，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方法独到

　　无论是在金文研究和考释方法方面，还是在器物学方面，宋代学者都有不少成功经验，其方法值得称道，也据此得出了不少创见。例如，将金文与传世文献进行对照研究的方法，宋人已经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了，而吕大临《考古图》卷三中曾利用传世文献《礼记·祭统》的相关记载释读铭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与之类似。在器物学方面，宋人对青铜器定名所确定的两条原则和方法，即据器物自名或者参考典籍所载，对后世影响巨大，有开创之功。

　　在器物断代研究上，宋人也摸索出一套方法，比如根据标准器为其他铜器断代。当时虽然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总结，但有的学者实际上就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断代研究的。张抡在《绍兴内府古器评》中评“周南宫鬲”时说，“观制作文镂，殆与周仲父鬲相似，其为周物无疑”，显然，“周仲父鬲”就是张氏为“周南宫鬲”断代时所确立的“标准器”。此外，在根据器主断代的方法等方面，宋人也多有实践与创获。

　　考释：几种方法并用

　　在金文考释方法上，宋代学者主要运用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对照法（或称比较法）。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正式提出这一古文字研究方法时，曾提及宋人对此法的实践：“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法，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与《说文》中所收文字比较，对照法是宋人最常用的方法。马晓风在《宋代金文学研究》中曾对《考古图释文》明确引用《说文》篆、籀、古文进行对比者做过统计，约有191字，占全部字数的近三分之一。尽管统计数字未必完全精确，但却反映了大致情况。此外，宋人有时也会将金文与其他字书，如《汗简》、《古文四声韵》等所收录的文字相比照。

　　二是推勘法。此法亦是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总结出来的古文字考释方法。宋人在考释金文时，常由寻绎文义，如根据成语或辞例等，对金文文字进行考释。比如，对“眉寿”的释读，对干支字“甲”的释读等，都是运用此法得出。推勘法自宋人杨南仲成功实践之后，被考释家普遍运用。后来薛尚功所释“藉田”、“对扬”等都由推勘法得出。

　　三是偏旁分析法。即通过分析偏旁的方法考释古文字。这种方法宋人已在考释金文的实践中运用。例如，《博古图录》关于“秉中鼎”中“秉”字的分析，“周公鼎”（原作周文王鼎）中“彝”字的分析等，所用正是此法。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也曾指出，“凡义相近的字，在偏旁里可以通转”。其实，宋人对此已有认识，只是他们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如宋代学者杨南仲在考释“通”字时，曾指出“通从充，凡从充、彳之字多通用”，所以他怀疑那个从彳从甬之字为“通”。

　　宋人在研究金文的实践中，往往是几种考释方法交互并用，尤其是前两种方法，用对照法考释出的文字，还要将其放回到铭文中去，看看是否文义相通，或能否与传世典籍进行互证。今天考释古文字的几种基本方法，宋人虽然没有理论总结，但却有着实践上的运用。

　　准确认识构形特点

　　在整理研究金文过程中，宋代学者对金文文字的构形特点也有较准确的认识。吕大临、欧阳修、薛尚功等在其著作中均有这方面的看法，如吕大临在《考古图释文·序》中曾指出铭文有“笔划省于小篆”者，也有“笔划多于小篆”者，还有形体不固定者，“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他认为“古文（即金文——引者按）非小篆所能该”。此外，宋人对金文中的义近形旁互换现象、异体字现象、合文现象等也有了一些或许粗浅但却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甚至对汉字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也有所观察和思考。《考古图释文·序》曾谈及汉字起源、六书顺序、字体演变，特别是金文不同于小篆的形体特点，虽尚未成体系，但有其准确之处。

　　研究不足是历史使然

　　以今天的角度审视，宋代学者的金文整理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铜器定名方面，共名与专名不分，铜器中的“簋”，宋代以来便称为“敦”，这一误称直到清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中才被发现，民国时期始得以彻底纠正。又如，在金文考释方面存在的问题，王国维、容庚、唐兰等前辈学者多有提及，今人刘昭瑞在《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代序》中将其总结为四个方面，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一是对商周族氏文字性质认识的模糊性；二是推勘法的滥用，与先秦文献若干词语相比附，但不考虑字形的相似与否；三是考释结构较为复杂的字时，往往只看到其中某一偏旁可识即释为某字，其他则略去不顾；四是因铜器铭文残泐而造成的误释等。在断代方面，宋代学者对其意义理解有限，目的不明确，方法上也不怎么讲求，故而显得比较粗糙。宋人金文研究的不足，是历史的缘故使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

　　宋代金文研究兴盛，最终正式形成专门之学，其研究达至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这是历史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宋人在金文研究和考释方法方面，在对金文构形特点的理论认识方面等，成就超越以往朝代，有不少成功的学术实践和创获，或成为后世学者的仿效之例，或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