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桥遗址坐落于今西安市未央区北部渭河南岸河滩，2012年4月在农民挖沙破坏发现后，陕西省文物局组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渭桥考古队，对相关遗存开展考古工作（本报2013年1月16日曾有报道）。2013年，在2012年调查、勘探与发掘的基础上，渭桥考古队继续开展渭桥遗址考古,对厨城门一号桥、三号桥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并在厨城门四号桥与二号桥间新发现厨城门五号桥，使渭桥发现数量增加到2组6座（厨城门外5座、洛城门外1座）。此外，考古队还根据线索,对汉长安城东北草滩镇王家湾某建筑工地新发现的古桥遗存进行调查，暂称其为“王家湾古桥”。

　　厨城门一号桥

　　厨城门一号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2012年发现后对其开展发掘，确定桥梁东西两侧桥桩间的宽度约15.4米（约合秦汉六丈六尺），结合钻探、物探及试掘资料，初步确定一号桥南北长约880米左右。

　　2013年，在仔细分析了古桥桥桩的埋藏学特征后，将2012年发掘区内尚未清理的掩埋桥桩的沙层进行了全部清理，使桥桩被掩埋前的状态得以完整呈现。从已完成的清理情况看，在桥桩分布区内，大量卵石及各种形状的石构件散置于桥桩周围高低不等，桥桩顶部暴露出石外高度约0.2-3米，其上埋藏一层厚约0.2-0.8米粗砂，上为将整个发掘区掩埋厚约0.2-3.5米左右的细沙堆积。

　　在2012年清理细沙层时曾出土青花瓷残片，据此推断其形成时间不早于明代。2013年在清理细沙层下粗砂层时，在其靠近石块堆积层时出土两枚清代钱币，其中一枚“康熙通宝”铜钱，另一枚虽钱面锈蚀不清，但钱背满文尚有残留。据此及同出青花瓷片等判断，发掘区所在地到清康熙时仍位于渭河河床之内，尚未淤积成滩。

　　2013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先生鉴定，一号桥的桥桩用材主要有侧柏属、云杉属、冷杉属、桢楠属、香椿属、榆属等树种。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一号桥的石构件上白灰及一组桥桩取样进行测年，结果显示，石构件上白灰的校正年代共三个，分别为370BC（95.4%）190BC、370BC(95.4%)200BC、330BC(72.4%)200BC，大体为战国至西汉早期。桥桩测年显示，测年样品中南侧一排大体为杉木（云杉属、冷杉属）桥桩年代以东西两桥桩为例，分别为170BC（95.4%）30AD、170BC（95.4%）10AD，大体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而北侧一排基本为侧柏属桥桩的年代则相对较晚，其中的最晚校正年代为80AD(95.4%)230AD，相当于东汉至魏晋时期。

　　厨城门三号桥

　　2013年厨城门三号桥的发掘集中于发掘区的东南，主要对发掘区内分布的大量卵石进行了向下解剖。在清理后发现，卵石的分布呈近圆形，之下为一凸起的沙包，桥桩即埋藏于沙子之中。受发掘区范围限制，沙包及卵石分布的原始外围范围目前尚难以确定。

　　2013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先生鉴定，厨城门三号桥桥桩的用材绝大多数均为硬木松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三号桥的碳十四年代测年显示，三号桥中最晚一个桥桩校正年代为660AD（95.4%）780AD ，相当于唐代。

　　厨城门四号桥

　　厨城门四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西侧约40米，2012年12月在盗采河沙中暴露，考古队向相关部门反映后及时制止了进一步破坏。2013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受发掘场地限制，目前仅清理出南北两排桥桩5根，其中东西向清理的桥桩分布宽仅4米（因此无法确定四号桥宽），南北两排桥桩的中心间距约5.2米。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的测年显示，测年结果中最晚桥桩的校正年代为390BC（71.2%）200BC，大体为战国晚期左右。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渭桥考古队还请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2012年已发掘洛城门桥8根桥桩中的6根进行了测年，最晚桥桩的校正年代为50BC（95.4%）70AD，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通过2013年的考古工作，不仅发现发掘了新的渭桥遗址，而且树种鉴定和碳十四测年结果的陆续完成，使得对渭桥遗址及相关问题有了新认识。

　　从测年数据看，厨城门四号桥在已测年四座渭桥中最早，厨城门一号桥次之，洛城门桥再次之，厨城门三号桥最晚。

　　根据学者研究及文献记载，目前学界基本认定汉长安城北侧自西向东的城门名称依次是横门、厨城门与洛城门。而在很多文献中汉长安城北侧渭桥又名“横桥”，不仅唐人注认为横桥正对横门，而且唐人乔谭《中渭桥记》也称中渭桥“连横门抵禁苑”，记载唐中渭桥正对横门。2013年渭桥考古队虽在目前认定横门北侧渭河滩中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探与试掘，但尚未发现渭桥遗存，需在2014年中进行继续探寻。这样，虽测年数据显示厨城门外诸桥与文献载“中渭桥”的营造时间较为接近，但在横门外有无渭桥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尚难认为今厨城门外发掘渭桥即是秦汉至唐的中渭桥。不过，由于随着1967年唐《东渭桥记》残碑的发现，唐代东渭桥已在1980年代早期在高陵县耿镇白家嘴被发掘确定，因此测年数据显示的唐代渭桥厨城门三号桥，与文献中唐中渭桥有可能存在很大关系。

　　从厨城门一号桥的发掘位置看，其正南1200米左右为厨城门，直北3000米左右方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而随着厨城门一号桥发掘中“康熙通宝”等清代铜钱等晚期遗物的发现，表明至迟不晚于康熙时期，渭河主河道仍距离汉长安城不远。过去，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在渭河变迁史的研究中，学者虽一致认定渭河存在向北移动的侧蚀情况，但对渭河何时开始大规模北移、每年移动多少的认识均只能以古今位置差异进行年度平均化分析，判断自秦汉以后渭河平均每年北移约1-2米左右。现随着康熙时期渭河河道位置的大体确定，渭河向北开始快速移动的时间与速率都需重新认识。

　　此外，从厨城门一号桥发掘区的埋沙堆积看，自“康熙通宝”埋藏层向上为厚约3.5米左右显示河流甚为浑浊的细沙堆积，而向下至不含任何人工遗物的早期河床为大体厚约2米左右显示河流较为清冽的粗砂堆积。相关情况的发现，不仅提供了渭河古今清浊变化的新资料，而且对关中地区古代环境变迁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