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清华简的面世为解决一系列历史重大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尤其是其中记叙楚王世系及居地的《楚居》篇不仅填补了传世文献的缺漏，还验证纠正了文献中的若干错误记载。

　　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的一波热潮之后，已历经30余年，但对于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楚族源、楚国建立时间等却至今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清华简的面世为解决一系列历史重大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尤其是其中记叙楚王世系及居地的《楚居》篇不仅填补了传世文献的缺漏，还验证纠正了文献中的若干错误记载。

　　楚王宗室属于华夏血脉系统

　　关于楚人族源有多个说法：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这四说对应于四大不同的古代族系：东夷、西羌、南蛮、华夏。从传世文献看，楚祖有颛顼、称、卷章（老僮）、祝融（重黎、吴回、陆终）、季连、附沮、穴熊；从出土战国楚简看，楚人祭祀祖先有老僮、祝融、鬻熊；屈原《离骚》自述有高阳（颛顼）。若此，似可将这些祖先按先后排一个序列：颛顼—老僮—祝融—鬻熊。颛顼为黄帝之孙，华夏共祖，老僮为其后裔，史无异议。祝融则有北方之神和南方之神的说法，但南方之神说晚于前者，显系后人附会。楚人将其列为先祖，并与颛顼、老僮共列，说明祝融为其后裔。由此看，可以将楚王宗室归入华夏血脉系统。

　　那么如何界定这些祖先与楚人的亲疏关系？在楚的卜筮祭祷简中，老僮是楚人祭祀中最早的祖先，而《楚居》中记载：“季连初降于騩山……”騩山在传世文献中为老僮所居，《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楚居》指出季连的出生地为騩山，显然是要将其与老僮联系起来，即季连源自老僮。若此，《楚居》实际上已追溯至老僮，这与楚人的祭祀祖先始自老僮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老僮应为楚的远祖。季连在《楚居》的族系叙述中为始，在传世文献中为芈姓之始祖，传世文献中又认为楚人出自芈姓，则季连应为楚人始祖。鬻熊在楚简中是另外一个被祭祀较多的人物，在《楚居》中鬻熊作为熊丽之父被尊奉为楚王的先祖，地位同于周文王，则鬻熊应为楚人近祖。将三人按先后排为序列：老僮—季连—鬻熊，这三个关键人物是认定楚族源的重要指标。楚人的远祖、始祖、近祖的关系厘清了，楚族源也就明了了。

　　《楚居》揭示楚人来历

　　关于楚国何时建立，学界主要有殷商说、西周说和春秋说。《楚居》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楚无论是以族名还是国名出现都不早于鬻熊时期。《楚居》载：“穴酓（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厉，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并该亓其胁以楚，今曰楚人。”穴酓即鬻酓，简文讲的是丽季（熊丽）从鬻熊之妻妣厉胁下坼剖而生，妣厉因此难产而死，巫师用楚条包裹其胁，从此后就称楚人。这段话虽然充满神话色彩，但却道出了楚人的来历。

　　从《楚居》的记载看，楚国人首先将其世系一直追溯到季连，并对其部族的迁移和流变过程叙述详细，显然是对其族系的认可和强调，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即其族系源自季连是没问题的。既然如此，后面出现的“楚人”就不可能再是族的概念。从《楚居》记载看，楚王以熊为姓始自熊丽，跟传世文献记载一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熊丽是熊姓楚王室的创始者。王室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出现，楚人在此应该指的就是楚国人，即代表了楚国的概念。若此，熊丽就是楚国的开国之君。正因为如此，才能产生熊丽坼剖而生的传说。

　　熊丽为鬻熊之子、熊绎之祖父，史无异议。鬻熊为文王之师，生活在殷末周初，熊绎受封于成王时期，生活于西周早期，则熊丽生活的时代上不过文王，下不过成王，即西周早期。换句话说，楚国建国时间为西周早期的熊丽时期。

　　丹阳与楚国早期都城

　　受传世文献的影响，历来学界一直认为楚国早期都城与丹阳有关，从而生出关于丹阳地望的枝江、秭归、当涂及丹淅等著名四说。但楚国早期都城真与丹阳有关吗？

　　传世文献中，楚人的话语中提及最多的是荆山、沮、漳。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此段话是楚右尹子革追忆楚国开国创业的事迹，指出其开国之地是荆山。荆山是个地名，即具有地域的概念。若楚国此时有都城，则都城不出荆山之外。又如《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有关楚王祭祀之事：“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章，楚之望也’。”意思是卜人认为楚昭王生病的原因是黄河在作祟，楚昭王认为楚国的祭祀对象范围在江、汉、沮、漳四水之间，黄河超出了此范围，故不祭祀。望在这里指的是地域范围，昭王在此强调的是祭祀范围，而非楚国的领土范围，因为这时已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领土范围远大于此。这个特定的祭祀范围显然指的是楚昭王的祖先长期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只有这个范围内的祖灵和神灵才能保佑楚王的子孙，故这个范围内的对象才得以被楚王所祭祀。换句话说，当时昭王祖先居住和生活过的地域不出长江、汉水和沮、漳二水所包含的范围。从以上楚人的自叙看，所提的都是地域概念，却只字未提及丹阳这个地域。

　　同样，在出土文献中楚人也有对其早期活动地域的记叙。如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章（漳），以徙迁处。”依此解释简文的意思是：楚人的先祖为颛顼之后，选择了在沮、漳二水之间定都。这同样是对楚人先辈事迹的追叙，其中提到的早期活动地域与沮、漳二水有关。

　　《楚居》又载：“季连……先凥（处）于京宗。穴酓（穴熊）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夷陵）……至酓只、酓觛、酓樊及酓锡、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徙居发渐。至酓艾、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勇及酓严、酓霜及酓雪及酓徇、酓咢及若敖酓仪，皆居乔多。若敖酓仪徙居鄀。至焚（蚡）冒酓帅自鄀徙居焚。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其中提及的几个东周之前地名为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楚居》是专门记载楚王及其先祖曾经迁徙和居住过的地方的史籍，其中的地名都与楚祖及楚王有关，可能为都城也可能为活动地域，却无一处提到丹阳。

　　以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时代都在春秋战国之前，最晚也是战国中晚期，早于提出丹阳为楚开国之都的《世本》和《史记》等传世文献。也就是说，丹阳作为楚国开国都城的说法至早是战国中晚期以后产生的，其出现的时间远晚于这些出土楚文籍的时间，自然可信度也就不如楚文籍了。丹阳作为探索楚都的重要依据显然是受到传世文献的误导。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