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交通干线的开通、新交通工具的使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使得交通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凸显。

　　“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表示，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了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条件迅速扩大影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大珂认为，评价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历史意义，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中外交流主要是通过海上通道进行的，当前我国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大斗争，中外交通史研究可以为此提供历史和法理依据。

　　与交通史研究重要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交通史这一学术领域至今尚未形成相对集中的研究力量，也没有形成可以组织和协调有关研究工作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王子今说，就学术成果而言，至今没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断代交通史专著出版，也没有多卷本的中国交通通史问世。而若干专题交通史，如道路史、运河史、港口史、津渡史、关塞史、车辆史、船舶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礼俗史、交通观念史等，或存在学术空白，或虽有论著发表，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广阔学术空间。

　　对于交通史研究不足的原因，廖大珂认为，首先，中国的中外交通史研究起步较晚，与史学其他学科相比，它的历史不长，基础比较薄弱，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之后才作为一门学科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其次，中外交通史研究属于综合性交叉学科，涉及面广，研究难度极大。既要搜集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外记载，又必须掌握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包括多种外语、方言、音韵训诂等），甚至建筑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加上搜集资料十分困难，使得一般学者无从着手。

　　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已有的交通史研究集中了诸多历史地理学者、经济史学者、地方史学者、考古学者等多方面的力量，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参与历代交通的研究考察，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对于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暨南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元林建议，交通史研究不能只做地理、路线的考证，应更多研究其背后的人物、文化和制度交流。全面、立体地研究交通史，才能发现某地区的文化、历史和族群发展脉络。此外，交通工具的改变、新交通干线的出现也需要研究者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