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网络治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其中，修辞的采用不是一种“坚守”和论证，而是一个对话、协商和妥协的过程。随时调整、坚持反思、动态发展，应该是网络治理的基本修辞立场。 

　　众所周知，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体现出意义的不在场，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网络中的行为、意图、效果和事件，都体现出深刻的修辞本质，体现出通过符号修辞进行争夺的过程。因此，除了从现实的利益、权利、制度等角度进行考量以外，网络空间的治理还需要修辞再造。“事实”本身是无法说话的，而在事实宣认过程中，往往涉及证据、论证、权威性等问题，丰富的修辞技巧就蕴涵在这一过程中。

　　　认同是修辞的核心 

　　古典修辞的核心是“劝服”，是一种操纵式的修辞方式，在修辞中始终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理解和行动，体现为一种独白的霸权姿态。这在很多网络事件中体现为，非得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方案，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方案合理、合法和科学。在此，“科学话语”成了唯一的话语形态，不允许情理、妥协、情绪和协商的存在，这是一种干巴巴的修辞方式，容易引起网络空间的对立和对抗。

　　胡泳认为，互联网的“未来是湿的”，里面充满着人与人性，而不是干巴巴的计算，这才能解释人们基于爱、正义、喜好和经历而进行的合作与行动。由此，就需要再造修辞，将“认同”（identification）作为修辞发明的核心。肯尼思·伯克的新修辞学认为，认同有三种策略：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无意识认同。同情认同是利用人的怜悯之心、恻隐之心所实现的认同，弱势群体常常利用这一认同赢得媒体、网络舆论和政府的支持。将对方命名为“官二代”、“富二代”，其实就是对立认同，将对方建构成不同于我们的“他者”，而“他者”总是充满着威胁并且形象不佳。无意识认同则通过营造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我们”感，想象自己像修辞者所描绘的那样，也可称之为“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或“虚假的认同”，比如道德型网络公共事件中对自身道德高尚的想象等。可以说，无意识认同“将我们带到修辞情境的根源”，统筹了上述同情认同和对立认同。最完美的无意识认同是在意识形态上实现认同，这是所有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规制所追求的目标。

　　在网络治理中，政府的立场显得至关重要，认同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激起社会的对抗。在很多事件中，只要政府对问题同情地理解，就不会出现事件的激化。相反，利用威势、威胁、暴力以及对受众的修辞素养进行批评等修辞行为，其实就是将自己置于修辞受众的对立面。比如，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等言辞对受众进行教训和批评，粗暴地对待当事人和媒体等，都会使双方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

　　对于“认同”的建构，不仅仅是处于修辞层面，而且处于实践层面。采用与人为善、和风细雨、坦诚相见、设身处地等修辞方式，能够让双方更容易实现认同。实践层面也需要考虑对方的诉求、建立公信力、以人为本、服务大众等，这样才能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再多的修辞技巧也无济于事。

　　网络修辞是一个对话过程 

　　网络空间中的修辞逻辑不等于科学的逻辑，而是日常生活的逻辑，遵循的是“或然式”逻辑，前提是或然性的意见、常识和感觉。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真知”，而是为了认同，是为了某种共同生活的意义协商。在网络空间中，很多时候政府对真相的界定并不能获得网络舆论的认同，就是因为舆论的焦点并不单纯在“真相”上。

　　修辞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的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理解自己、善待自己，其中的误解无处不在。那种通过威胁、压迫实现的修辞，并不是真的修辞，因为它不是认同而只有压制。在空间当中，几乎所有的修辞主体都获得了修辞的地位，对话就成为这个网络时代的修辞立场，必须承认对方是一个完整的主体，拥有对话的资格。

　　这里必须承认，网络治理中总是充满着误解、对抗、戏谑等，体现出一种对话困难的现实。但是，任何修辞主体都不希望彼此之间关系崩溃，这就使得彼此都有维护对话展开的压力。为什么在网络治理中只要事情闹大，当事人总能获得达至预期目的的处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修辞对暴力的一种臣服，也体现了暴力推动对话的展开。假如双方都使用暴力，那就会造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恶性循环。所以，秩序是在修辞对话中而不是在暴力中，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

　　网络治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其中，修辞的采用不是一种“坚守”和论证，而是一个对话、协商和妥协的过程。随时调整、坚持反思、动态发展，应该是网络治理的基本修辞立场。当然，在此过程中会触及一些人的非法利益，非法利益的问题不是一个修辞问题，当事人甚至会采取暴力进行对抗和压制。在此，作为抽象的修辞主体，“国家”就必须通过修辞处理和界定事件，利用修辞恢复“国家”的威信。

　　修辞的能与不能 

　　在网络治理中，修辞并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情修辞不足以挽救。实际上，修辞处理的是意义，而不是事实。要让事实说话，就必须发掘出事实里面的意义，否则事实就只能是寂然无声的。在这个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事实的隐藏或者删除，反而会将修辞者自身置于一种“见不得人”、“黑幕”等想象的不利处境中，从而让其修辞人格从一开始就受到伤害。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论辩，才会有说理的基础，否则，一旦事实败露，整个修辞构筑就面临崩溃。

　　修辞不但包括话语层面，而且包括实践层面。对于实践的问题，首先就涉及修辞者的修辞人格。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往往是作为一种机构人格而存在，其人格的树立，不但取决于说什么，而且取决于做什么。因为话语不是纯粹的话语，而是需要在其中灌注丰富的实践内涵。在很多网络事件中，为什么特别需要政府处理相关的责任人？因为政府需要通过相关的处理来维护“政府”这个人格的公信力。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培育和合法性论证，“政府”这个修辞人格才能建立起来。

　　网络中的修辞并不是纯粹戏谑、狂欢、恶搞的，对有关事件当事人来说，往往具有利益上的诉求，国家在此过程中，也始终在指向合法性的建构。在暴力和利益的冲突中，修辞也常常显得无能，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同时运用合法暴力手段和修辞策略进行界定，划定彼此的利益界限和意义疆域。实际上，在网络治理中，“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修辞者，始终通过实践、话语、合法暴力等，实现着对于诸多主体间修辞的调节，避免暴力的发生。国家和网络大众始终站在一起，并且通过对违规者的惩罚，维持着国家“修辞人格”至高无上的合法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符号、语境、传播及意义的生成——网络舆论的符号学分析”（11YJC8600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