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引言

　　2003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和对国际社会更深层次的融入，公共外交在中国迅速走红并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高潮。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公共外交项目一个紧接一个，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既有轰动一时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一系列与有关国家互办的文化年、国家年活动，也有细水长流的孔子学院、媒体外交、艺术巡演、国家形象广告等等。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关公共外交的著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外交学乃至国际关系研究新的学科增长点。在制度建设上，2004年外交部设立专职负责公共外交工作的机构，2009年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随着人员编制的扩大和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其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公共外交的发展无疑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有助于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也有助于推进“外交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但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学界和公众对于公共外交的讨论和认识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显示出较大的盲目性和乐观性：实践上，倾向于以大投资、频繁上大项目的粗放扩张方式扩大覆盖面、追求轰动效应；理论上，即便如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赛博主张的“新闻传播与国际关系是公共外交研究的两种路径”①，在经历了一阵喧闹之后，讨论的焦点也越来越局限在了国家形象及其传播上，公共外交俨然成了传播学、新闻学的专属领地；制度建设上，尽管外交部内部门设置的变化表明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开始走出单纯对传统“外宣”时代替换的线性思维，但仍然没有真正领会并把公共外交置于外交工作全局的核心范围之中。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言：“在学科初始阶段，愿望主导了人们的思想，主观推论重于实际观察，一门学科只有不把自己视为万能灵药，并把对‘是什么’的分析与‘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区别开来，才有资格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科。”②

　　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认识和发展既不能是简单的否定，也必须破除乌托邦式的幻想和简单的线性思维，回到国际关系学特别是外交学的本质轨道上来，从当代中国的国际、国内战略现实出发进行必要的反思，才能充分发挥公共外交所内含的战略效用与价值本真。本文仅围绕笔者自认为重要的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中的定义之辨、内核之争、功效之说和发展前景与方向四个方面，从国际政治和外交的视野提供批判性的一家之说与补充，以期助力于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学理和实践成长。需要说明的是全文使用的“外交”概念，包括“公共外交”中的“外交”一词，除特别指明，皆取包含对外政策及其决策、制定、执行的广义之外交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