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民主法治不断完善, 司法事业发展很快，一系列司法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司法公信力偏低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各级法院。固然，我国司法公信力偏低有司法体制不畅、案件质量不高、审判管理不严等多方面原因，但是公众对司法有限性认识不足、对司法期待过高，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在正视“司法不能”的预设下，培育公众对司法有限性的认知，使公众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司法，才能有效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司法不能”导致司法公信力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司法权的过高期待与功能有限性之间的张力。许多当事人往往不是单纯地追求案件本身得到公正处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诉讼甚至信访的极端方式，寻求自身生活条件或经济状况的改善。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不可能依靠法院解决，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来共同承担救助责任。

　　（二）司法权的过宽期待与调整范围有限性之间的落差。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受案范围和起诉条件分别作了明确规定，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法院才能受理。但部分人对司法调整范围产生误解，认为只要有纠纷法院就应解决，许多起诉到法院的纠纷超出了受理范围，法院只能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三）权利实现的期待与司法效力有限性之间的不对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实现需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在进入执行阶段以前，被执行人就已将财产转移或隐匿，这使得法院在执行时困难重重，案件不得不被依法宣告中止或终结。同时，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对于这种情况，即使法院穷尽所有强制执行措施，也无能为力，这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在正视“司法不能”的预设下重塑司法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重塑司法公信力，需要在正视“司法不能”的预设下，培育公众对司法有限性的认知。一方面，司法应当走近民众，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行使，合理引导公众理解司法的规律和特点，从而平抑公民对司法的过高期待；另一方面，公众也应当有意识地走近司法，增进对司法的了解，客观地认识司法。只有当卸去不应背负的负担，司法才能最终被合理评价。

　　（一）用法治思维合理区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重塑司法公信力，首先需要合理区分司法权与其他权力，尤其是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区分标准应当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于法律规定应纳入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司法机关责无旁贷；对于司法权无力单独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等，应由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通过其他非诉讼方式来解决，司法给予保障和支持。只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职能边界泾渭分明，各守其责，司法权在社会管理和矛盾化解中更加理性，涉诉信访才能被有效化解，司法公信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二）在司法运行模式上达到“能动”与“被动”的理性平衡。司法权的运行模式，应当以被动主义为主，辅以能动主义。采取能动的方式，让司法主动走近民众，用公开、透明的方式使民众理解司法、认同司法，积极回应公众需求，尤其是在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法官积极行使职权，加强诉讼指导，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能动司法是有限度的，在司法的主要职能，即化解矛盾纠纷、处理诉讼案件方面，应当遵循司法规律，恪守司法中立；对于非司法范畴的社会管理事项，应更多地采取提供司法建议、进行法律指导等方式进行。

　　（三）培育和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为“司法不能”松绑。社会矛盾化解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司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司法的功能是有限的，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全部社会问题，因此，应当积极培育和发展多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缓解司法面临的压力。一是扩大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将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行政诉讼则是第二道防线，主要解决部分复杂的行政纠纷；二是充分尊重人民调解制度，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再起诉的纠纷，对其立案条件进行限制；三是探索社会法庭等新形式，力争把大量简单、小额的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阶段。

　　  作者单位：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