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哲学的研究核心之一，形而上学的命运颇为多舛。如今，西方学界对形而上学有哪些新的研究？

　　面向未来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记者就形而上学研究的新动向采访了《现代形而上学的沿革：事其所是》（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 Making Sense of Things）一书的作者、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艾德里安·W. 摩尔（Adrian W. Moore）。

　　摩尔通过引入“元—形而上学”（meta-metaphysics）概念，探讨了形而上学横跨400年的历史沿革，涉及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德勒兹等20多位思想家。“我把形而上学定义为人们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所作出的尝试，而‘元—形而上学’则指对形而上学的本质、范围、界限等问题的探索。‘元—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在于其将形而上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以形而上学作为研究的温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学与‘元—形而上学’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将二者抽离开来独立地进行研究也是行不通的。”摩尔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希望可以探索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如何在形而上学下汇通的。”

　　对于摩尔的论断，瑞士日内瓦大学哲学系教授凯文·穆里根（Kevin Mulligan）于9月30日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评论称，“形而上学是哲学领域里较为抽象的部分，而对以往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思或重建的‘元—形而上学’学说则更为抽象。”穆里根的评论直承了康德当年的形而上学之问，“形而上学究竟是可能的吗”、“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怎么样才可能”。

　　摩尔认为，在“元—形而上学”框架下有三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思索。其一是超越性问题：人类是否能理解超越之物？其二是新颖性问题：人类能否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事物的本质而澄清形而上学问题？其三是创造性问题：人类能否在意义建构（sense-making）上充满创造力？在摩尔看来，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个充满创造力的实践，这可由命题与非命题的知识和理解力的区别来解释。命题知识是关于真理和事实的知识；非命题的知识包括实践性知识，以及由欲言又止的艺术提供的理解力。摩尔认为，形而上学应把规范哲学（normative philosophy）放于首位：形而上学可通过“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兴奋”的方法为人类提供全新生活观念，从而改变人类。

　　另一种目光：从维特根斯坦谈起 

　　哲学家往往诉诸同一性去思考必然性与真理之间的关联，摩尔被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所吸引。根据摩尔所言，维特根斯坦仅仅假装说一些真实或虚假的事情，以此让人们以一种非命题式去理解形而上学和伦理价值成为可能。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世界上并没有哲学问题，所有哲学问题都是语言的僭越造成的。

　　出于对“元—形而上学”的关注，摩尔梳理了许多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看法。摩尔认为，以此可以探索出以往被忽视的不同思想间的规则和关联。维特根斯坦曾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limits）也就是逻辑的界限。与之相应，摩尔同时表示，逻辑并未在现实上附加边界（limitations），它呈现了现实的基本特征。界限与边界的区别被用来解读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弗雷格、胡塞尔、卡尔纳普、海德格尔、达米特、德勒兹等人的观点。从这个视角来看，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言的“第三类知识”俨然可以与维特根斯坦的非命题理解相连接，正如康德试图在形而上学研究中为价值和信仰腾出地盘一样，多种非命题知识、理解和意义构建也同样被柏格森和海德格尔反复阐述过。

　　穆里根认为，胡塞尔一直以意义构建哲学的英雄而示人。摩尔也认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在思想上有不少相似点，两位奥地利哲学家对于凡事也都持怀疑、质疑态度。除了上述人物被形而上学研究所串联起来，摩尔还强调了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对于形而上学研究的贡献。他称其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如同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其思想是形而上学历史的转折点，阅读德勒兹的作品的确是醉人的经验。穆里根认为，德勒兹深受尼采和柏格森的影响，其形而上学研究也是构建在生命和意义的区别之上，而摩尔在分析了法国思想传统后，更多是在同情的理解上阐释德勒兹的这一区别。

　　借艺术之光书写形而上学 

　　穆里根在研究中提出，“形而上学是不是有时候与艺术的相似程度胜似其他事物？”穆里根认为，在语言艺术中，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例如，诗歌的内容是无法被转渡的，这与科学语言的内容表达形成了强烈对比，也与日常语言以及那些把哲学视为纯粹理论研究的哲学家的用语存在显著差异。

　　穆里根表示，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文章正是这种蕴含语言艺术的作品，难以被转渡。这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等论著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前者是表现主义派的杰作，甚至可以与英语世界中伟大作家乔伊斯的笔触相提并论，而后者充满了奇妙、新颖的辞藻和比喻。两者提供了一种非命题化的言说方式来探究形而上学问题，而这种语言方式常常在诗歌艺术中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