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的关系研究，确定实践哲学的正当地位。

　　一、亚里士多德的两难

　　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已经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城邦”与“哲学”(严格地说应当是“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矛盾。(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柏拉图”部分；阿伦特，2009年，第8页)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冲突的后果，承继了这一思考，明确地把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剖分为二。他把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又称理论智慧)、实践的知识(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又称制作的智慧、技艺)。依据这种对知识的分类(如果不考虑与问题无关的制作和技艺的话)，亚里士多德相应地把哲学分为两类，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是理论智慧的最高体现。科学是从一个“始点”推出的必然体系，而这个据以推论的“始点”则不是科学所能把握的，而是由“努斯”所把握。有理论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确切地知道这个“始点”。可见，理论智慧作为“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然是关于最终问题的居首位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第174-175页)这是对形而上学的比较精确的定义。实践哲学则是关于人生的幸福和意义、政治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什么是好的政治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别做了这样的概括：“理论的思考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的思考以行为为目的。”(Aristotle，p.44)那么，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什么关系？它们谁更根本？或者借用古希腊哲学家惯用的表述：谁是第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表现出一种两难。

　　首先，在知识类型上即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性的知识，甚至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起来。他说，实践就是处理特殊的事情，“所以，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亚里士多德，第177页)。这是因为，普遍的知识会淹没特殊性。这里普遍的知识是指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明确说过，实践的知识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参见同上)这种更高的能力应当是指普遍的理论知识——这同他在知识分类时把普遍的知识(理论智慧)看做高级的知识是逻辑地关联在一起的。可见，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智慧是对具体事务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断，它与个体存在的特殊生活经验直接相关：在没有普遍知识指导的前提下，正是这种生活经验使个体存在具有一种特殊的直觉，能够对特殊的情景作出判断。这表明实践智慧具有与普遍性不相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认为沉思的理论生活是最高的、最自由的实践。对此他并不是偶一说之，而是较为详尽地提出了七点论证，择其要：(1)实践是善的实现活动，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等的实现活动；(2)沉思给人以最大的快乐，是符合神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3)沉思的生活是自足的生活，它不依赖于外在条件和他人的帮助，是自由的；(4)沉思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第305-308页)这种论证是很充分的，但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形而上学奉为第一哲学，认为沉思的理论哲学有三种形式，即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如果说神就存在于它们所研究的事物中，那么形而上学就是探究神(第一原因)的神学，它是近神的。(Aristotle，p.155)可见，形而上学是理论哲学的最高形式，在此意义上，他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可以支配理论哲学的最高、最完整的知识。最高的善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而政治学作为实践哲学则是把握这种善的知识，因而政治学就是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由于把握了最高的善，它的目的就包含了其他知识的目的，因而它能够规定城邦中的公民应当学习哪些知识，哪些知识应当由什么人来掌握。(亚里士多德，第5-6页)这些知识当然也包括理论知识。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应当说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基础性哲学。当亚里士多德把沉思的理论生活归属为实践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时，他试图说明的即是这样一种含义。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的形成是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影响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即“城邦”与“哲学”的矛盾，所以他一反柏拉图的理念论，表现出一种重视变化的经验主义倾向。在《形而上学》的“实体”理论中，亚里士多德虽然规定实体为一种普遍的共相，是“变中之不变”，但他同时强调了经验中的具体的、变易的特殊实体的重要性。正是作为这种思想倾向的逻辑延伸，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明确地划分出一个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变易的实践哲学领域。

　　当然，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完全割断与柏拉图的思想关系。他在《形而上学》中曾谈到“形式”和“质料”的相对关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按照同样的逻辑对实践的目的——“善”进行层次和等级的划分，以最高的目的“善自身”来统摄人类一切活动。他认为，虽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并非所有的目的都是最终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善自身”，相对于这个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善自身”来说，任何目的都只能是下属的环节，是被统属的目的。而对最终的“善自身”的思考属于理论智慧的普遍性思考。

　　同时，这一矛盾的形成也是和古希腊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特征相关的。这一特征是现代逻辑经验主义总结出来的。它以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为典型表述，以古希腊哲学的最高范畴“善”具有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双重属性为典型表现。这一特征把伦理规范看作是认识的一种形式，与对几何真理的洞见同属一类。“伦理-认识平行论”的意义在于：一者，揭示了与近代被片面理解的“知识”不同的本源的“知识”的涵义；二者，开启了一条为规范性的伦理学构建确定性和必然性的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把伦理学构造成类似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一样的公理论证系统，期望把伦理学建立在和几何学一样坚实的基础上。

　　这说明，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没有完全分开，伦理学和认识论没有完全分开，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没有完全分开。亚里士多德则虽然区分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伦理-认识平行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