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的历史教科书应该由谁来编写，谁来审定，写哪些事件，又该如何回应争议？《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调查韩国、印度、俄罗斯、英国、美国、土耳其等国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困扰着很多国家。

　　韩国教科书收归“国定”

　　韩国教育部12月3日表示，“国定历史”教科书2017年开始在初、高中使用，编委会已组成。此消息再次成为韩国国内舆论的焦点。回顾过去两个月，历史教材成为韩国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围绕其编写、发行方式，韩国国内形成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韩国主要政治民意调查机构“realmeter”11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国定”的占52.6%，赞成的为42.8%。民众意见不相上下，朝野对峙也十分明显。

　　韩国朴槿惠政府去年就准备改变教科书现行体制，并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但由于两派观点难以调和，更改编写发行体制一直拖至今年。10月12日，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黄佑吕刚宣布将推进历史教科书国定化，就遭到新政治民主联合等在野党的强烈反对，称这一决定是“企图为亲日和独裁历史正名”，随后组织抗议示威，有不少学生也参加。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朴槿惠总统10月27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强调改用国定历史教科书的必要性，认为为开创国家更加美好的未来，纠正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记述势在必行。朴槿惠说，虽然有些人忧虑会出现歪曲历史等现象，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她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果不正确认识历史，韩国的文化和经济可能会被别国掌控，民族精神也会面临被蚕食的危机”。

　　11月3日，韩国政府正式公告将现行初高中历史教科书“检定制”改为国家统一编写的“国定制”。所谓“检定”，即韩国现行历史教材发行体制是各出版社自行编写教材，经教育部检定通过，认定其作为历史教材，教育部下属的教学社也编写教材，各学校自主选择使用。但韩国政府认为，现有历史教材内容有许多不实和偏颇，无法树立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在近代史的一系列问题上，右翼保守势力认为现行教科书编写受到左翼的把持，存在意识形态偏见，过度亲近朝鲜。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走访首尔一所高中，看到学生使用的是未来N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韩国史》。该书由六大板块构成，从石器时代一直写到现代韩国的李明博政府。最近的大事为2012年在首尔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文化方面还介绍了以“江南Style”为代表的“韩流”。对朝鲜战争，该教材用4页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战前半岛局势、战争爆发和仁川登陆、中国军队参战、停战协定签署和战后影响，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谈话实录”、“朝鲜人民军战斗命令”等史料。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还介绍了德国和越南的统一方式，希望引发学生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思考。韩国国内部分，则涉及独裁和民主化之间的斗争、惩处前总统腐败、金融危机等。

　　根据《朝鲜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使用这一版历史教科书的韩国高中最多，有759所，占所有高中的1/3。校方负责人员介绍说，教材选定的程序为：首先由校内教师选出3种候选教科书，由家长、老师和地方人士组成的学校运营委员会从中选出一种，最后由校长敲定。这本教科书主题按照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执笔基准”由出版社组织专家编写，经韩国教育部门检定后作为教材。《朝鲜日报》的文章称，这本教科书的编写者都来自“立场倾向进步”的全国教职员劳动组合和民族问题研究所，内容较为偏左。虽然名义上要按照教育部门的“执笔基准”，但这仅是指导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事后的检定更为关键。编写完成后需要由教育部门审定，如有不合格内容，教育部门会下令修改，拒绝修改的出版社将被停止发行或取消检定教材资格。2013年包括这本教科书在内的多种教科书被教育部要求进行部分修正。

　　韩国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议由来已久，编写方式也是一波三折：韩国独立后，最初实行国家编写教科书与民间编写教科书并存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期实施教科书国定化，八九十年代后又开始走向多元。对于韩国教科书历史的发展变迁，韩国首尔大学名誉史学教授李泰镇表示，教科书从国家统一编写到现在的检定认定制度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其他民主国家的普遍教材编写方式，“即便对一种见解有异议和不满也应予以包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要有多样表达”。李泰镇2010年9月至2013年9月担任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是现在使用的检定教科书的总负责人。他对所谓“现行教科书大部分都是偏左、亲朝”的看法表示反对，认为即便现行教科书存在问题，也应该从改革现行检定制度入手，而不是完全废止，改为国家统一编写。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考古学家崔梦龙是公开同意参与国家统一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之一。崔梦龙表示，自己曾3次参与编写历史和国政教科书，十分热爱这一工作，即便自己的学生大部分反对也不改心意。他认为现行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是缺乏权威编写者，他说过去的编写者都是公认的大学者，而现在教科书却是高中老师编写，这就像是没有驾照的人开车一样。(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万宇 陈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