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伊拉克的时代，他曾经拥有过不同的称号。有的强调其领导力和世俗权力，如“革命委员会主席”；有的强调他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如“伊拉克人民的伯伯”；还有的却不乏历史和宗教背景，如“受膏者”、“先知直系后代”等。不难理解，作为伊拉克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领导人，面对着从属不同民族和宗教派系的人民，用历史关联去提升自己的亲和力和合法性，无疑是明智之举。

　　说伊拉克古老，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下埋葬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从苏美尔、阿卡德到后来的亚述、巴比伦，延续达三千年之久；说伊拉克年轻，则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至今不过百年。而且，其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并不稳固。当今伊拉克，国内民族、教派林立：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基督徒；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离心元素繁多。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势，将对国家意识和凝聚力的渴望诉诸于历史的努力一方面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复杂而微妙的挑战：是完全接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还是强调伊斯兰教的主体性？抑或跨越到伊斯兰化之前，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楔形文字文明？而那又是谁的历史？会对谁产生感召力？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导人治下，伊拉克官方也从各异的角度诠释并利用着不同阶段的历史。面对民众，面对曾经的殖民者，萨达姆与很多其他中东地区的领导人一样，对业已消失的远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萨达姆与汉穆拉比；背景：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及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在巴比伦修建的伊施塔门（Ishtar Gate）图片来自Bahrani, 1998封面

　　今天我们就将简单探讨考古、历史与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在伊拉克考古当中扮演的角色。这当中最为有趣的，莫过于萨达姆执政时期对古代巴比伦帝国及其遗迹的重建和利用，乃至模仿古代君王，镌刻楔形文字铭文（见下）。不过，要了解这段精彩纷呈的当代历史事件，我们不得不先从始于三千七百年前的巴比伦帝国说起。

　　古国巴比伦

　　空中花园似乎是巴比伦留给后世最为著名的一个背影。而在古代两河流域诸多城市当中，巴比伦在一开始并不算显眼。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帝国（Ur III Empire）末期（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有些操西闪米特语的游牧民亚摩利人（Amorites）移民逐渐在乌尔第三帝国当中取得了较为显赫的地位。之后两河流域陷入割据，亚摩利王纷纷兴起，历史进入了所谓伊新-拉尔萨时期（Isin-Larsa）。同属亚摩利血统的巴比伦王朝经过几代的积累，最终于约公元前十八世纪早期在汉穆拉比的率领下统一苏美尔阿卡德，并颁布了历史上最早的完整法典，《汉穆拉比法典》。黑色的石碑最早被竖立在西帕尔城（Sippar）,因该城的主神，即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亦是主管审判和正义的神祇。巴比伦王朝最初兴盛的时期被称为古巴比伦（Old Babylonian）时期。在这个时期，两河流域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进一步发展，阿卡德语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了生活中的主要书面语言。阿卡德语版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可能也编纂于这个时期。与此同时，马尔杜克（Marduk）也逐渐成为两河流域重要的主神。《汉穆拉比法典》的前言中就记载了马尔杜克协助汉穆拉比统一四境，建立统治，并维持社会正义。然而，在来自其东部、语言系属不明的凯西特人（Kassites）的不断侵扰和冲击下，亚摩利人的巴比伦王朝走向衰落，最终于公元前1595年为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国王穆尔西里一世（Mursili I）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