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谢尔·埃斯普马克。

　　本土语言也会因为借用外来语而变得丰富，可以学习到其他语言的成熟与气魄，许多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影响与本土元素的会面中得以酝酿产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很多维护民族或者地区特性的呼声也在高涨。在欧洲，有很多国家紧密合作，只为保护欧洲电影，应对来自好莱坞的巨大压力。法国也已立法保护自己的语言，以对抗英语的入侵。

　　为了维护本土语言和文学而投入的这类努力，并非新鲜事。冰岛语很长时期就一直反对借用外来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仁都曾努力维护自己的语言，抵制西方的影响。文学研究者们也赞同语言纯洁派的看法，所以丹麦文学史家维尔赫尔姆·安德森认为，19世纪丹麦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因为诗人和作家都努力摆脱了外来影响，找回了本土特色。到了近晚时期，在很多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反应。

　　即使我们意识到本土语言也会因为借用外来语而变得丰富，可以学习到其他语言的成熟和气魄，但这种维护自身语言的持续努力，依然值得人们尊敬。用相应的方式，我们可以赞赏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保护，尤其是民族文化处于劣势、要对抗强大的国际性潮流的时候。

　　但是，对本土文学的维护却不能忽视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许多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刺激与本土元素或语言的会面、激荡中产生的。

　　在20世纪最有活力、最重要的文学中我们到处可以找到例证。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T·S·艾略特具有突破性的诗歌贡献，而这正源于来自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与来自17世纪英国本土早期诗歌传统的会面。艾略特一方面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启示，另一方面则受17世纪早期英国的所谓“玄学派”诗人的影响——艾略特由此得以进入一种新的诗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