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近亲繁殖” 更要反“学术特权”

    编者按　　

　　1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通过对中国知名度较高的17所大学进行调查与统计分析，得出了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程度平均要比海外高5倍的结果，从而引起教育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10年来，围绕规避“近亲繁殖”，教育部和高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现象。但是，虽然大学“近亲繁殖”程度在量化指标上有所改善，但其存在的阻碍学科、学术健康发展的因素却并没有因此减少，且变得更加复杂。显然，大学校园的“近亲繁殖”正在异化出另外一些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什么？又该如何防治？本文作者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大学校园内的“近亲繁殖”，现实远比想象复杂　　

　　关于大学校园内的“近亲繁殖”，目前比较通用的说法是，“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的现象”。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近亲繁殖”：从助教到教授，从普通教师到学科带头人，都几乎清一色地毕业于本校”，“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甚至“五代同堂”；某一院系、学科存在着一些彼此有着某种学缘关系的教师，他们要么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院系，要么来自于同一师门。这一现象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在于其可造成大学学缘结构单一，教师之间缺乏竞争滋生惰性，学术研究的视野封闭僵化，学术创新力由于生辈对师辈的奉迎而受到抑制，等等。基于此，人们拿动植物近亲繁殖造成物种退化这一生物学事实来描述这一现象，并呼吁大学师资队伍建设要“远缘杂交”“异缘杂交”。　　

　　在我国越是名校、研究型大学，“近亲繁殖”就越成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名牌院校虽然通过限制本校毕业生留校、吸纳归国留学生等措施，使“近亲繁殖”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约80%降到目前的50%左右（根据2009年至2014年的几篇实证性研究报告，我国知名高校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近亲繁殖”率为80%以上，而近几年的统计值最高为68.7%，最低为46.5%）。但这个比例无疑仍然是偏高的，因为，无论是哈佛、剑桥这些老牌世界名校，还是像香港科技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这些建校不到50年就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后起之秀，其“近亲繁殖”的比例都很低，有的甚至连2%都不到。　　

　　那么，大学“近亲繁殖”是如何形成的呢？除了常被提及的因为接收本校毕业生造成“留校型”的近亲繁殖之外，其实还有近几年才开始露出苗头的“培养型”和“引进型”。前者是指大学普遍实施的“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的人才培养模式，造成这些后来成为大学师资的学生自我“近亲繁殖”，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本科、硕士甚或博士阶段都是在同一学校、同一院系完成的，听同一老师的课，按同一模式接受培养和教育的；后者则是由于聘用了与本校有学缘关系的求职者，如一些博士毕业生规避学校“原则上不接受本校毕业生留校”的政策，离开母校经过短短一两年的博士后或国外访学阶段后，再返回母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其实，现实中大学存在的“近亲繁殖”要远比上述的解释复杂得多。比如，某一学科“大佬”，以学科建设或科研团队建设为名，凭自己的兴趣和偏好，招纳自己的弟子、熟人、朋友，他们的知识结构、学术风格相似，研究范式和思路雷同，如此这样，便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与以上三种“近亲繁殖”相似的效果——形成学术上的“嫡系部队”。这种类似“嫁接型”的近亲繁殖，在大学校园里更难以察觉，也最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