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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几个问题
2021年05月10日 10:5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丽娟 字号
2021年05月10日 10:5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丽娟
关键词:说唱文艺;文艺;团队;文献资料;说唱

内容摘要:说唱文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间记忆和民族心理。百年来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和资料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就整理思想而言,应该追求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独立性、整体性和平衡性。应该说,说唱研究从昔日的开创到今天的深化

关键词:说唱文艺;文艺;团队;文献资料;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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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唱文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间记忆和民族心理。百年来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和资料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就整理思想而言,应该追求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独立性、整体性和平衡性。应该说,说唱研究从昔日的开创到今天的深化,纵向来看的话,研究成果不可谓不显著,研究进展不可谓不迅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说唱文艺始终没有获得独立地位,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划分中,它要么被划入古代文学或近现代文学,要么依附于俗文学或民间文学,处境尴尬,难以归属。这种依附性极大地限制了说唱文艺研究,当然也包括文献整理。

  目前大型说唱文献的汇集出版还远远不够,大型说唱研究资料的整理编纂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与说唱文献整理本身的难度有关,也与研究者的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密不可分。因此,只有在承认说唱文艺独立地位的基础上,站在学科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度,打开格局,投入力量,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去进行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工作,才能形成一批大体量、有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从而构建说唱文艺学科的坚实基础。

  此外,说唱文艺文献资料整理缺乏整体性,存在热门曲种与冷门曲种、古代和现代、国内和海外诸多方面的不平衡。具体说来,宝卷、子弟书、弹词、评话、鼓词、词话等曲种的文献整理相对走在前面,而俗赋、崖词、陶真、诸宫调、莲花落、货郎儿、俗曲、道情、木鱼书、琴书等曲种的文献资料整理则落后许多。古代、国内的说唱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远远多于现代、国外的搜集整理。

  由此可见,文献整理工作并非只是埋头于故纸堆,还需要有宏大的格局和长远的眼光,应该建设独立的说唱文艺文献系统,坚持曲种、时段、民族、内外等方面的平衡,提升说唱文献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就整理视域而言,尽量扩大视野,打破壁垒,实现资料搜集最大化。俗文学文献和传统雅文学文献大不相同,其中说唱文献更是特殊,更加具有民间性和零散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不能仅靠泡图书馆就能解决问题,而要多角度、全方位搜集资料,拓展资料搜集的渠道与范围,着力打通说唱文学与其他雅俗文学、文化之间的文体、学科壁垒。

  鉴于此,在基本文献方面,我们既要注意已经出版的存世文献,更要留意没有出版的私人藏本,甚至师徒相传、父子相传的秘本;既要注意坊间木刻本、油印本、铅印本等,更要留意民间手抄本;既要注意国家知名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收藏,更要留意各地文化馆、县志办、曲艺协会等文化部门的收藏;既要注重文字资料的搜集,也要注重影音资料的抢救和保存。

  在研究资料方面,除了通俗文艺专书以及常见的小说、戏曲、笔记、诗文别集之外,我们还需要把视域扩展到史传、方志、宗教典籍、谱牒以及报纸杂志,甚至家训、回忆录、访谈录、日记中,去钩稽、整理说唱研究资料。

  比如,嘉庆《龙山县志》卷七“风俗”云:“四五月耘草,数家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又至一家。陇畔击鼓鸣钲以催功,……唱《列国》《水浒传》,自叶音节,以助欢娱,谓之薅草鼓。”这则资料揭示了清代湘西边陲少数民族山歌当中的说唱特质,很有意义。然而它仅见于方志,不见于其他记载。

  就整理工作而言,需要加强协作意识和团队意识。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工作,就基本文献而言,主要是说唱作品的搜罗整理,包括全集或选集式的编纂整理、单部作品的辑校整理、同一题材说唱作品的汇编整理、少数民族说唱作品的翻译整理、海外珍稀说唱作品的发掘整理等。就研究资料而言,包括说唱文献的编目叙录、说唱资料的纂辑考辨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工具书、数据库等的资料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作大都开展过,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没有开展的,需要完成从无到有的建设。已有成果的,需要实现从有到精、从有到全的提高。

  由于说唱文艺曲种繁多,地域性强,涉及面广,语言多样,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在搜集、辨析、整理说唱文献资料时,需要运用文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与理论。在个人知识、力量受限的情况下,上述很多工作的推进和突破,都有赖于地域协作、学科协作、民族协作、中外协作,需要合力完成。

  比如由于语言不通,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说唱作品研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有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将其翻译成汉语,其他学者便能加以利用,进行深入研究。朱万曙《董永故事的汉、彝说唱文本》(2019)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通过同一题材不同民族说唱文本的比较,获得了新发现,而这是依靠彝族学者的翻译协助才得以实现的。事实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学艺术影响交融的例子还有很多。蒙古族说唱胡仁·乌力格尔中,有很多故事来自明清小说,不过说唱文本多是蒙文,口头文本也是蒙语录音。不懂蒙语的汉族研究者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利用和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少数民族代表性说唱作品的翻译整理,无疑值得关注。

  此外,加强团队意识也很重要。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工作难度大、时间长,令一些年轻学人望而却步。如果一些学者能够凝聚力量、组建团队,通过辛勤耕耘,奉献出高质量成果,将会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从而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比如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团队。在说唱方面,团队已经完成《子弟书全集》(2012)和《新编子弟书总目》(2012),《潮州歌册全编》《闽台歌仔册全编》《潮州歌册总目提要》《木鱼书、龙舟歌总目提要》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团队以广东说唱为主,进行有计划、有体系的整理工作,行之有效,值得推广。总之,要实现文献整理的体系化、规模化,组织人员进行团队研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研究。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国际文化交流的密切,只要我们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视野上力求开阔,工作上注重协作,就一定能实现说唱文艺文献整理成果从无到有的飞跃和从有到精的提高,进而开创说唱文艺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王丽娟,系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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