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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2021年06月28日 16: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谢申祥 陆毅 蔡熙乾 字号
2021年06月28日 16: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谢申祥 陆毅 蔡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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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能力。然而,由于工资议价能力很难直接观测,因而极大限制了劳动者工资决定理论的应用,同时考虑到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工会的作用极其有限,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的工会组织,致使工资的集体议价机制在劳动者的工资决定中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而,在理论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刻画单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的模型,并构建一个容易测度的指标,据此展开相应的政策评估与经验分析。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创新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

  以中国经济为背景,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白重恩等认为,中国1998年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由于国企改制,使得劳动力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魏下海等发现企业内工会的存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要超过工资率上升的幅度,结果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升反降,且中国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陈宇峰等研究发现,垄断利润率是劳动收入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而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贾珅和申广军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上升将提高产出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然而工资水平的提升幅度要低于产出的增加幅度,致使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

  邵敏和黄玖立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外资进入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唐东波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不利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蒋为和黄玖立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程度的提升,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而余淼杰和梁中华则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赵秋运和张建武认为,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降低。

  (二)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分析

  现有关于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层面。Brock和Dobbelaere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Abraham等则发现,进口竞争反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在企业层面,Macis和Schivardi评估了劳动力构成和劳动者议价能力在解释工资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首先,我们从企业层面构建了一个更符合中国国情,并不依赖劳动者集体谈判假定的理论模型。其次,从经验分析上,我们构建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指标,对数据的要求较低,并不需要较为详细的雇主—雇员数据。最后,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应用,我们还识别了贸易政策稳定性是影响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劳动者工资决定机制的认识。

  二、劳动者工资议价模型与议价能力测度

  我们参照Ke等的做法,通过在Montez的理论框架下引入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构建了一个由单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组成的谈判模型。

  (一)企业的决策

  我们假定企业在t时雇佣一组劳动者,每个劳动者选择提供的劳动力投入是一个连续变量。同时,我们假定每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独立的谈判。企业的总生产要素由资本和劳动以及中间品投入组成。

  我们将企业的最优化决策分解成两个步骤:企业先决定在t时购买的中间品数量和资本品数量的投入,再与劳动者进行谈判,以决定每个劳动者选择提供的劳动力和劳动者的工资。我们采用逆向归纳法来解决这一决策问题。假设企业不会因为没有雇佣劳动者而停止生产,同时是否雇佣劳动者不会影响企业在t时购买的中间品数量和资本品数量的投入。

  (二)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测度

  测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关键在于测算劳动者的保留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可以表示为工资收入与保留工资之间的差值,差值取值越大,表示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越强。

  我们借鉴Ackerberg等的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并结合De Locker和 Warzynski的做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高阶多项式,从而获得企业层面的劳动产出弹性和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

  三、理论假说与计量经济模型

  (一)理论假说

  劳动者就工资与企业展开谈判的议价能力,通常与两个方面的因素相关。第一个方面的因素是劳动者自身的特质。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劳动者和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

  在开放经济环境中,贸易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属于上述第二个方面的因素,贸易通过改变国家的经济环境和失业率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出口增加,将扩大国内需求,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紧张,劳动者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增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无疑会上升。进口增加,将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相应下降。结合逻辑推理,我们得到下述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1:提高贸易政策稳定性,将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此外,对于商品异质性很强的行业,对其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影响并不会十分显著。处于垄断行业的企业,对其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也应该低于处于竞争行业劳动者的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较强。由此,我们得到另外一个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2:由于不同行业受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影响不同,因而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影响不一,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体现出行业异质性。

  (二)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测度

  考虑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源于贸易措施的不可预知性,导致贸易产品遭受贸易壁垒的不确定性。准确刻画和度量贸易政策稳定性变得异常困难。作为一种近似的手段,通常通过刻画关税的变化程度来度量贸易政策的稳定性。我们以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为契机,借以考察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变化,以期识别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注意到2001年之前,美国持续多年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我们以2001年美国给予非正常贸易关系伙伴的贸易关税(又称column 2 tariffs)与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关税(MFN tariffs)的差异来度量我国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在具体的测算上,我们采用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借鉴Liu和Ma计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法。第二种方式则是参考利用Handley和Limao测算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方法。Handley和Limao借助局部均衡模型,通过求解,构建了一个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法。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的调查对象涵盖了全部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我们选取其中1998年至2007年的数据,包含了企业所属行业、区域、代码、所有制类型,以及资产、负债、工业产值(总产值和销售产值)、资本、销售额、出口、从业人员数以及应付工资等财务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库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指标异常值问题。第二个数据来源于Feenstra等。Feenstra等给出了HS6分位商品的column 2关税和MFN关税,据此,我们可以求得CIC4分位行业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值。

  (四)计量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加入WTO使得我国出口产品享受WTO成员国的待遇,特别是在美国市场,从此自动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这无疑极大消除了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可能按照2001年美国给予非正常贸易关系伙伴的贸易关税来征收进口关税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给予非正常贸易关系伙伴的贸易关税是美国1930年Smoot-Hawley关税法案下的产物, 因此, 对企业而言, 我们可以将由此关税计算得到的2001年所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视为外生给定。注意到在加入WTO之前,各个行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借以识别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在加入WTO之前,各个行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借以识别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有正向的影响,即相对于加入WTO前处于较高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的企业,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高,提升了那些在加入WTO之前处于较低贸易政策稳定性行业企业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其他控制变量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也与预期基本相符,资本劳动比越高的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会越弱。外资占比越高的企业,其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越高。

  四、稳健性分析

  (一)劳动者预期的影响

  如果劳动者预期到加入WTO将有助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提高,那么这种预期效应无疑将会影响到加入WTO之前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进而会影响到基准结果的可靠性。基于此,我们检验了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是否会受到预期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影响。结果说明预期效应并不会对我们的主要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排除可能存在的其他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结果说明我们的主要回归结果不受这些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的影响。

  (三)进口竞争的影响

  考虑到进口竞争的可能影响,结合我国在加入WTO后,进口关税也随即大幅下降的事实,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再加入进口行业的平均关税(Imtariffs),以控制进口竞争的可能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并没有影响到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依旧保持稳定。

  (四)样本缺损的可能影响

  为了检验在我们的研究环境下,样本缺损误差是否会显著地导致系数估计的偏误,我们采取了文献中常用的两种方法,并分别做了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是采用Duflo的做法,首先根据企业的一些特征值估计企业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值缺失的概率(Promiss),并把这个概率以及概率的平方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第二种是采取Wooldridge推荐的Inverse-Probability-Weighted(IPW)方法,把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值缺失的概率作为回归方程的样本权重进行加权回归,结果说明样本缺损并不会对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

  五、异质性分析

  (一)行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行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会影响工人间的可替代性。预期贸易政策稳定性的变化对差异化程度较高行业劳动者的影响相对不显著,而对差异化程度较小行业劳动者的影响应更为显著。为此,我们根据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对行业进行分类,比较在不同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下,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不难发现,不论是差异化产品行业还是同质性产品行业,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并且对同质性产品部门的影响更加显著。

  (二)行业竞争程度

  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也会因行业竞争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正向影响对竞争行业相对更大。

  (三)行业要素密集度

  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均显著地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此外,跟预期一致,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正向影响程度要高于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程度。

  (四)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注意到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其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不同,对此,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我们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并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正向影响只适用于非国有企业,而对国有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几乎没有影响。

  结论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影响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因素,洞察劳动者工资的形成机制,深刻理解贸易政策稳定性对一国劳动者的影响。一方面,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无疑有助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稳定的贸易政策对国内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争取稳定的贸易政策,对于“稳外贸”,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稳定的贸易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我国早日建成消费主导型经济体。

 

  (作者单位:谢申祥,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蔡熙乾,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作者简介

姓名:谢申祥 陆毅 蔡熙乾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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