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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2021年05月26日 09: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方亚琴 夏建中 字号
2021年05月26日 09: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方亚琴 夏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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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与个案选择

  当前,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抓手,而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则是实现“共治”的关键。

  然而从实践层面看,激发和推动居民的参与仍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仍是一种“弱参与”,具有非制度化、非常规性和非政治性等特征,居民的参与比例较低,且以自利动机为主要驱动力,参与方式上以个体的原子化参与为主,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而难以达成共识与合作。居民“弱参与”所折射出的社区自治能力不足,导致社区多元治理的理想模式难以转化为现实,社区治理或停留于原有的政府治理模式,或嬗变为“市场专制型”的“他治”模式。

  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的公共参与产生积极的影响,是解决社区合作困境的一种有效机制,其存量与结构决定着人们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质量以及解决公共问题的效率,这是因为: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概念,由网络、信任、规范等多种要素构成,能够从参与动力、参与网络以及参与制度等多个方面促进社区参与并提高参与水平。

  本文主要采取个案研究法。笔者选择了辽宁省J市的S社区和浙江省H市的M社区作为个案,分别于2013年4—10月和2014年6—8月进行田野研究,通过抽样问卷调查、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

  二、文献回顾与解释框架

  (一)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来源解释

  已有的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资本在社区发展和治理中的功能,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与构成要素在社区参与和治理中的具体作用不尽相同。在已有的来源解释中,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社会互动与交往被视为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居民之间持续性的社会互动形成社区关系网络、信任与规范。社区层面的社会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它们在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社区志愿性社团中成员之间的互动。成员对社团活动的参与为持续性的人际互动提供了条件,由此形成联结紧密的正式网络、人际信任与合作经验,并且成员间的信任能够通过某种机制上升为普遍信任。组织的类型、性质、内部结构及成员的参与水平影响其生产社会资本的能力。

  2.非正式的邻里互动。非正式社会互动能够创造出信息流动、义务与期望等社会资本形式,是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贡献者。

  3.社区层面的集体合作行动。由共同利益整合在一起的居民,在与外部社会控制结构的互动中产生社区认同感,形成共同体精神,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

  (二)“内生性动力—结构性条件”解释框架

  笔者提出“内生性动力—结构性条件”的解释框架用于分析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变迁。在这一解释框架中,既定的社会结构,包括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中观的社区结构,是影响社区交往从而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与变化的根本因素。既定的社会结构不仅影响着社区交往需求的具体构成及其强弱程度,并且制约着交往的机会与交往的具体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体制转型、单位体制解体以及城市开发与更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引发的传统社会资本流失、居民社区交往需求弱化以及社区交往机会受到限制,是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主要原因。

  1.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瓦解原有的社区关系网络

  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之后,社会结构快速地从单一、均质、封闭的状态向复杂、分化和流动的状态转变,并且一直处于剧烈的动态变化之中。居民的不断更替破坏了社区关系网络的稳定,居民之间原有的利益与控制关系断裂,以关系网络为载体的规范和信任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2.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削弱原有的社区交往需求

  城市居住空间结构转型后,城市社区出现新的空间特征:社区功能的片面化、社区内社会关系的单一化以及社区的开放性。社区功能的片面化和社区内社会关系的单一化削弱了社区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弱化了居民原有的社区交往需求,而社区的开放性促进跨社区关系网络的发展,减少了居民对社区关系网络的依赖。

  3.社会结构变迁从客观上限制了居民的社区交往机会

  城市居民及其活动在时空分布上的分散化,导致其在社区中的必要性与自发性活动无法交汇成更大、更有意义和更富于激情的社会性活动,从而在客观上制约了居民的社区交往。

  三、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基础:内生性动力的发现与挖掘

  为了探究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生活可能生成的交往与合作需求及其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推动作用,笔者首先通过分层抽样在两个个案社区中选取共500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以测量两个社区的集体性社会资本。结果显示,两个社区都已形成了一定存量的社会资本,表现为融合性社区关系网络、中等程度的社区信任与较为普遍的互惠规范,为我们探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对S社区的居民进行结构式访谈,回溯性追踪社区关系网络的形成过程,分析在社区关系网络形成过程中具有时间节点意义的社会互动事件,探究推动个体性和集体性社会互动事件发生的内在动力。

  (一)社区或邻里归属感产生的互动需求

  S社区三个小区的社区关系网络形成过程显示,虚拟空间中的邻里“弱关系”是社区关系网络的最初形态。

  从三个小区社区关系网络的最初形成可以看出,社区作为人们居住与生活的空间,其情感意义并未全然褪尽,它仍然承载着人们对“家园”的情感期待。社区归属感能帮助居民适应和融入新的社区生活,对于那些缺乏跨社区关系网络或外出不便的老年与幼年居民而言,社区交往及由此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是其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因此,老年与幼年居民在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共同生活需求产生的互助与合作需求

  笔者对三个小区的考察发现,除了非正式的邻里关系之外,社区关系网络还包括以非正式社团和正式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准正式与正式的关系网络。这些社团与准社团是在居民寻求社区力量解决共同生活问题或满足共同生活需求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是居民在共同生活需求推动下产生的互助与合作行为的产物。其中,共同的养老抚幼需求与兴趣爱好是城市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形成的两种主要的共同生活需求。

  同一社区的居民由于共同居住于一个可界定的空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带有共同性的问题与共同的需求,而社区服务中存在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促使居民寻求社区力量来满足相同或相似的生活需求。社区力量是指社区内邻里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以及自发形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的各种支持。寻求社区力量来满足共同的生活需求,能够重建社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激发居民的社区交往意愿,推动社区交往从而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三)维护共同利益产生的沟通与合作需求

  笔者通过考察三个小区的社区关系网络的形成过程还发现,居民之间基于共同利益的信息交流以及为维护共同利益而产生的集体合作行动是促进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不断扩大,从“弱”变“强”的一个重要因素。维护共同利益的合作需求推动居民在社区内主动进行交往:信息交流、表达不满、传递情绪、策略分析、行动动员以及集体合作行动,逐渐形成社区关系网络。社区关系网络在多重维权行动中从松散趋向紧密,并形成较高的社区信任和互惠规范。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已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原则,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与维护为社会交往与合作带来新的可能性。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联,同一社区内的业主对于居住质量和生活环境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利益,追求与维护共同利益成为社区交往与合作的重要驱动力。由于以维权为目标的集体合作行动易破坏社区秩序并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隐患,因此,如何从源头上维护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利益,以及如何通过社区治理创新将集体合作行动的对抗性转化为整合性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所面临的一个新议题。

  四、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路径:结构性条件的创造

  笔者通过考察S社区与M社区的关系网络的形成路径来探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路径的选择,也即如何创造满足居民社区交往需求的结构性条件。

  (一)以人为本的空间营造,促进居民自发的日常互动

  研究显示,即使是在邻里互动日益减少的后单位制时代,居民自发的日常互动仍然是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它能够形成非正式的邻里网络、特殊互惠、人际信任与社区归属感。居民之间的日常互动主要自发地形成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性活动之中。合理的公共空间为居民的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

  因此,根据居民的社交需求与生活需求对社区进行空间营造,打造人人可及可用的公共空间、完善社区公共设施、提供更多的“第三种地方”(third places)以及运用信息技术打造网络交往空间与公共空间,根据社区的社会结构来安排公共空间的物质结构,提高社区空间的沟通性,吸引居民及其活动在空间上一定程度的聚集,是促进居民社区交往从而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路径。

  (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组织内外的交往与合作

  社区志愿组织在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不仅表现为能够形成(准)正式社区关系网络,还是合作态度与公民技巧的训练场所,这些能力可能被转化为其他公民活动。社区社会组织在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的积极作用已初步显现,但它尚未成为帕特南所言的“主要贡献者”。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着其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的作用。

  不可逆转的城市社会陌生化趋势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独特作用决定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在社区内的(准)正式社会互动是我国当前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路径。从社区层面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力主要取决于组织的发展水平,即组织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及居民的参与程度。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发育时间较短,其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为数量少、规模小、类型结构失衡、居民的参与比例和参与水平较低。因此,促进数量增长、优化类型结构、提高参与水平是我国当前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向。

  (三)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促进社区参与中的交往与合作

  社区治理是社区层面的一种整合性集体行动,强调不同行动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在非正式邻里互动不断减少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双重社会背景下,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是社区社会资本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

  住房市场化以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变推动着居民的社区权利意识从“物权”向“治权”拓展,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也随之不断增强。居民的社区参与推动了社区关系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但由于受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与程度的限制,社区治理对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创造能力较弱。此外,在不同的参与动机和行动逻辑支配之下,不同治理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与合作,利益矛盾易演变为对抗与冲突。“弱参与”的“弱”,不仅体现于居民的自治能力弱,同时也体现于社区参与产生实质性社会资本(互惠、信任、正式规则)的能力较弱。

  从S社区和M社区来看,社区治理结构不完善是造成居民“弱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化、组织化参与渠道的缺乏。二是社区协商机制的不完善。

  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促进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化、组织化参与,促进居民之间以及与其他治理主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互动与合作,是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要路径。

  五、国家介入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的“引导程序”

  保罗·F.怀特利由此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引导程序”问题——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必须建立于最低限度的互惠和信任之上,但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又是从何而来?“引导程序”问题对于我们探讨在“陌生人社区”中培育社会资本颇具启发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两个社区来看,无论是通过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还是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来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国家和政府的介入能够起到“引导程序”的作用。

  对于如何避免国家的介入从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引导程序”演变为“终结程序”,社区建设的地方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这一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路径为例,“政府+”是一种被实践证明较为成功的模式,如北京市D区的“政府+支持类社会组织”和杭州市S区的“政府+社会力量”。这些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地方政府选择了间接的介入方式,政府的角色限定于“间接培育者”,而将“直接培育者”的角色交由社区能人或其他社会力量来完成。 

  (作者单位:方亚琴,渤海大学文学院;夏建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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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方亚琴 夏建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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