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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
2020年05月28日 23: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作者:孙吉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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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治理方式未能有效解决当前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治理制度滞后,治理失灵和治理赤字无处不在,全球治理经常陷入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界定自己为世界大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全球治理日益重视。同时,中国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蕴含了中国独特的思想传统和行为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理解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更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包容性,突出共同与平等治理、关联治理、过程治理和发展治理,这不仅为当前的全球治理补充了新的理念和行动思路,也在理论层面为国际合作与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性启示。

  关键词: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政策创新

  

  全球治理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治理方式未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治理失灵、治理赤字不时出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和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随着当前世界不确定性的增强和国际秩序、国际格局的不断变化和调整,这种态势还可能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把自己界定为世界大国,全球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不断增强,强调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全球治理高度重视。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外交理念及实践的影响,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包容性,与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相比,在此视阈下的全球治理更强调共同与平等治理、关联治理、过程治理和发展治理。本文旨在系统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相关中国思想传统以及它们如何塑造和影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这些理念与实践又与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有哪些不同,如何为当前的全球治理补充新的理念和实践思路。

  一、全球治理体系与当前的治理困境

  全球治理有其明确的概念,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其自身特征,也面临系列问题。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全球治理”概念的正式提出可追溯至1992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倡议、瑞典前首相卡尔森(Ingvar Carlsson)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该委员会发布《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全球治理”首次作为被官方认可的学术概念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1]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tta Annan)在其报告中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思想进一步深入阐述,表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所面临和需要应对的紧迫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较为全面地搭建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框架,对全球治理的主体、实施手段、实施效果和相应原则都进行了明确界定,很多内容获得广泛认可,沿用至今。报告认为,“治理”概念的核心是个人、制度、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共同管理事务。[2]随着人们对全球治理的日益关注,其内涵也得到进一步细化和丰富。全球治理客体,即全球治理的对象和议程,主要是经过分析预测,已经或很可能即将影响全人类,并且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的少数行为体就可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如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防扩散、流行性疾病、难民问题等。全球治理的主体一般分为三大类别:首先是各国政府或特定的政府部门;其次是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协调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第三是非正式的全球公民和社会化组织。在实践中,这些行为体经常需要相互协同,共同发挥作用。全球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全球治理客体的复杂多变性为充分实现全球治理增加了难度,而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转型期间,治理所遵循的不同原则、规则、规范等之间的竞争会加剧,治理难度可能加大。

  全球治理需要体现公共性、多元化和协商性。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国内政治中那样等级分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主要是依赖规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基于规则的治理,具体包括一般性原则、规则、规范、程序、标准等。无论是从原则、规则的制定,还是到最后实施具体的政策都涉及多个方面,如国家间的协调、共识的达成等,不同层次行为体需要能够充分协商、交流和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公共性、多元化和协商性应当是全球治理的根本特征,在治理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遵循全球治理的以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治理的成败。近年来,关于气候变化的治理过程,无论是从哥本哈根谈判,还是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都体现出治理过程对治理结果的影响。

  (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

  全球治理概念提出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但现有治理体系依然面临治理赤字、治理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在经济领域,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重创,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有效加速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配置,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各国经济更加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新兴市场国家大都表现良好,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西方经济被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绑架,虚拟经济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泛滥,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首先由美国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所致。[3]然而,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挑战,由西方大国长期把持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组织,如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遭到质疑,各方不得不反思现有体系的问题,探寻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协调和金融政策协调的可能和相应的新机制。

  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基于国际事务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语权,打着普世价值、尤其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政治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的最终结束使西方世界更加坚信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将传遍整个世界,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甚至成为一种主导话语。受此影响,在冷战结束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一直以意识形态划线,向所谓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并最终实现“全面西方化”。“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都是典型例证。然而,现实世界却并未像其所预想的一样发展,无视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现实发展情况、一味推行西方民主甚至直接干预他国内政、强行更迭国家政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催生了新问题:战乱不断、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难民如潮、恐怖主义蔓延等。西方国家的这种针对政治制度的“治理”实际对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成为破坏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同时,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国内也面临形形色色的问题,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在国内蔓延,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威胁不断增长,社会日益分裂,促使人们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在社会文化领域,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同样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相对,一直是西方世界认识全球文明演化进程的思想基础。很多西方国家基于种族、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偏见,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持消极甚至排斥态度。此外,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将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传播。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忽视甚至打压,恰恰与全球治理的本意背道而驰,更无助于实现全球治理的多元化目标。事实上,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是鼓励思想多样性发展的前提,是保证全人类在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尊重、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会直接影响人类未来。对于全球治理而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既是前提,也是目的。但传统的全球治理方式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在“文明冲突”的消极论调中将各种文化、文明对立起来。实际上,此类观点极具误导性,与全球治理所需的最根本的多元化相悖。而相关研究表明在不同文明之内,仍存在诸多文明内部差异,不能简单以一个标准或一个标签来概括;不同的宗教所产生的影响也并没有像“文明的冲突”所描述的那样明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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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吉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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