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史记·平准书》的开篇，司马迁描述了汉代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提出了一个古代帝国财政经济运行的 “网疏而民富”说法。中国古代史上仅有的几次“民富”，都可归因于“网疏”。

　　财产权的保障，又与普遍的法治联系在一起。普遍法治的存在，会使得约束市场活动的结构大体公正；有这样的约束结构存在，才有可能通过涓滴效应而使得增长的财富渗漏、分散到绝大多数人身上；而没有这样的结构，增长的财富只会集中于少数有权控制资源与渠道的人手中。如果再能运用有效的财税手段配合法治与市场，经济增长就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现代意义上的民富就是如此。

　　一，司马迁描述了汉代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提出了一个古代帝国财政经济运行的 “网疏而民富”说法

　　在《史记·平准书》的开篇，司马迁描述了汉代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提出了一个古代财政经济运行的“网疏而民富”说法。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对这个说法大加肯定，在《中国经济史》一书的最后一章，侯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史上仅有的几次“民富”，都可归因于“网疏”。不过，侯先生指出，“网疏”大多并非源于国家出于产权保护意识而有意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而是由于国家能力缺乏而导致的管制网络之疏松。

　　今天来看，“网疏而民富”这一说法，似乎值得在学术上更进一步地探讨。首先要补充说明的是，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完全缺乏因积极不干预政策而致民富的例证。比如说，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为什么富裕，而过去曾经钱粮充足的北方地区却持续贫困？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对此详加讨论，他分别批评了从气候、从血统等角度的原因探讨，最后将结论归到江南士人在水利整修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实除了钱穆先生的说法以外，还可以找到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清两代国家有意实行的一项政策。由于富裕的江南地区在财政上特别重要，自明初开始国家就严禁在东南封藩，规定宦官不许在江南买地。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特权阶层对江南地区土地产权与市场交易秩序的破坏，由此保障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间的富裕。这样的做法，未尝不可视为基于某种产权保护意识而放松破坏性管制网络的例证。

　　除了上面的补充外，对于“网疏而民富”我们还可以思考得更多。比如说，“网”从何来？因何而“疏”？“民”何以“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