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雄文　　

先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我谈及中国商学院要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文明进程。在这个目标之下，载体就是我们的培养对象。

　　古代有明士，在“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何为士，如何培养士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士首先是“从一到十”，即做事情善始善终，要有能力，要成就一定的事业。士的基础，首先是要有知识；其次要有担当，要寻道，要遵道。荀子曾经把“士”归为“以仁厚知能尽官职”的一类人。仁厚，意味着对士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社会树立标杆的责任和使命。孔子也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他同样强调了士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同时做事情要有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内涵慢慢演变到要有风骨气节，要讲人格名望，要有独立性。

　　只要真正是读过书，有才能、有担当、有品德、有气节的都可以称为士，这直接影响了日后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举个例子，清末民初的张謇，也是复旦大学的校董，他在考取了状元之后，去创业，践行实业救国的道路，因为国家贫弱的状况需要通过经济的繁盛来改变。同时，他也提倡办教育，为什么要办教育？这是中国士大夫很重要的传统，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士的责任，不仅是在经济上为国家的繁荣做贡献，而且认为没有知识、不求真理、轻慢科学的国家仍然是希望渺茫的。

　　从现代商学院的角度来说，讨论“士”这个主题，也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许多成功的商人，从创业一路走来，取得很多成就，但是他们还缺些什么？至少是缺内心的寄托、人文的素养。国学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整理吸取的精华，它是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慢慢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些长期的积累中有很多内容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值得整个人类社会学习和汲取。

　　但是，我所提倡的“国学”并不是回到几千年以前，而是要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摸索，如何让中华文明中的精华成为普世价值，同时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对话交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再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今天西方的管理学界和商学院定义了管理学的主要哲学命题和理论方法体系，中国学者从事科研的理论框架和中国商学院所引进的MBA、EMBA课程，都是对西方管理学框架的复制。所以，复旦管理学院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具有中国传统士文化特征的MBA和EMBA学生。我们培养的学生既要懂中国，也要懂世界，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够生存发展，都能够在当地组织里面扮演领导角色。

　　但是，当选择来到复旦读书，我也希望学生能够理解并内化“士”的精神，能够承担起社会教育家的责任和使命，能够以个人的精神和思想去影响更广泛的人群，乃至整个社会。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们的学生不仅仅是成功的企业家，更应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们的学生要承袭古代名士的气节，为他人树立标杆，不仅仅是自身自觉参与到社会正确价值观的践行中，也能带领和影响更多的人认同和实践这种价值观。我们学生的内心追求的是什么？是儒，是士，是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关怀和担当，这也是商学院的培养使命所在。

　　对士文化的一种探寻，是我们理清从古至今中国发展的一种脉络。在任何时代，士都扮演着社会思想的引领者、启蒙者、教育者。我们的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经济要繁荣，但是不能失去方向。作为当代的士，大家要有担当、有才能，同时要有风骨、有气节，坚持自己所信仰、所追求的理念和真理，不轻易跟从和盲从，要有人文的关怀，对社会的贫弱要有同情和关怀，对社会的丑恶要能伸张正义，参与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如此，我们的文明才能同西方的文明对话交流，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动力和正能量。未来的道路在何方，我们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