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坚信：中国式的全球质量复兴，是推动完成从“制造数量”向“制造质量”跨越、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的跨越的关键所在，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又切切实实地发现了一个长期被遗漏或省略的、也是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制约要素——质量人才培养的缺失。

　　三、人才的缺失必然造成中国制造的“迷圈”

　　显然，这种缺失是由另一种更大的缺失所产生的后果——那就是“质量”；而能否有效管理“质量”将直接导致“中国品质”的成败与兴衰。奥运撼世界，神七冲云霄，是实例：“三聚氰胺”兴作浪，乳品食品皆翻船，同样是实证；此外，玩具、药品、乃至医疗等等“质量事故”都在让世人体验“中国制造”的冰火两重天。

　　几乎每年都有一些获得“国家名牌”称号的企业在质量上翻车，而消费者似乎也表现得很宽容或健忘，从而使得媒体的报道就像上演一出相同主题、不同人物的冗长的电视连续剧——活生生地把所有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和各级政府监管方的通病都在此一一呈现，并被不断放大，直至彻底把其丑陋性的一面暴露在太阳底下。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制造，为何走不出这个怪圈？

　　1、答案是：“零缺陷缺失症”

　　这个怪圈，从整体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质量管理或质量的幼稚病而引发的。

　　首先是认识上的缺失。许多领导干部与企业管理者们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质量是检验出来的”质量控制状态，对“全面质量管理”的认识也习惯性地等同于“全面质量控制”，并错误地认为质量是质管人员的事情；随着ISO9000的推广与普及，又片面地以“质量保证”体系取代质量管理，因此，造成现实中产品大量依赖检验与控制，用个别问题的解决替代质量管理本身。甚至迷信检验，造成被检出来一定有问题，没被检出来就没有问题的错误思想。

　　其次是结构性的缺失。质量原本包含三个层面：物理层面、事理层面和人理层面。分别对应着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它们是一个结构化的“完整性”质量。强调的是抓需求和源头，而非事后的救火和补偿；注重系统的缺陷预防，而非用高压阀按住高压锅。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基本上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方式是对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因此，不是去建立一个缺陷预防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而仅仅在中端的车间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后端建立道歉、修补和补偿的队伍和机制。显然，这就是我所说的质量管理中的“堰塞湖现象”。实践证明，依靠“救火式”的控制方式，只能玩火者自毙。

　　第三是系统性的缺失。质量管理实际上是一条以“质量链”为核心的管理系统。就企业来讲，主张的是从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各个增值环节环环相扣的“符合要求链”；就国家监管部门而言，则是强调一条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链”；这两条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链条，使“问责制”有了可操作的平台，也使得市场监管、工厂监督得到有机整合；从而提升政府质量监管人员、企业质量人员的责任感，使其责权利相匹配；让“打假”和“评优”对企业来说不再是商业行为，从而回归质量的本源。同时，这两条链条是产品安全的保障系统，但目前在质量管理中存在着链条系统脱节现象。

　　最后还有体制上的缺失。就目前我国的政府质量监管系统而言，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造成“市场”与“工厂”、工商业与农业、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等方面冲突，缺乏有效而通畅的监管体系及其信息，使得监管成本居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监管缺乏战略性，做事往往习惯于在技术层面就事论事；而且不善利用法制建设武器，往往出现行政指令代替“质量标准”的情况。

　　除了上述的四种缺失外，还有一种更大的缺失，那就是价值取向的缺失。企业不知到底为什么存在？使命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于是许多企业只是想当行业第一。当第一又是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

　　2、缺失的后果，是“刹车系统”失灵

　　美国企业的主流价值导向是为股东创造价值，日本企业更愿意为员工谋福利，欧洲企业则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为做大做强？于是，问题就来了，企业为的是市场第一，不是为消费者，于是消费者被忽视了，员工被忽视了，基层员工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淡季裁掉了，供应商的利益也忽视掉了，根本谈不上共赢。

　　在这个系统链条中到底看中谁的利益，不知道！无论国企领导人还是民营企业家，似乎目的都很单纯：名利，而做法也同样简单：做大；越大，就越有影响力，也就越有成功感，越想成为“神”。惟一能限制他们的是政府，但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的关系中又时常变得角色模糊不清。

　　可见，这种先天的“零缺陷缺失症”，导致中国制造的“迷圈”的形成，而后果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失衡和各种非和谐因素的滋长——企业拼命地挤上了高速公路，然后把油门踩到底，一路狂奔，不知疲倦…

　　所以，要想打破这个怪圈，只需要修复长期不用的或重新安装被拆卸下来的“刹车系统”——零缺陷管理系统。只有让油门和刹车取得平衡，松紧适度、快慢可控，方可是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或永续成功的不二法门。

　　问题是，做到这些的关键何在？也许，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道出了日本人成功的秘诀：质量，始于教育，终于教育。而美国起起伏伏的“质量变革”运动又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质量教育与人才培养是经济复兴的关键所在。

　　四、质量教育促进美日经济的复兴

　　先看美国：1910年，她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产品；20年后、尤其二战之后更是让全球充满了“美国制造”。究其原因，源于战前所产生的一种“管理的核武器”——“质量控制”技术。那时，美国政府“战时生产委员会”为解决前线存在的一些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而成立了一个“质量控制部门”，任命斯坦福大学的格兰特教授（E.L.Grant）和人口普查统计局的戴明博士（W.E.Deming）负责，他们开发出8天的课程，并先从政府承包商开始培训。

　　其结果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作种类——质量工程师；并于1946年起涌现出许多日后影响很大的民间专业组织——致力于美国企业的质量竞争力提升，以及质量专业人员的资源开发和资格认证工作。同时，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和质量大师，其中就包括休哈特博士（W.A.Shewhart）、戴明博士、朱兰博士、克劳士比博士、费根堡姆博士（A.V.Feigenbaum）和格兰特教授。

　　再看日本：由于自然资源匮乏，需要出口贸易推进经济发展，但其产品虽价廉、品质却糟糕，被贬为“东洋货”，其它国家不愿购买。政府和企业的高层开始意识到：质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然后不失时机地把质量上升到赶超美国的国家“质量兴国”的战略高度。1946年“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联盟”（JUSE）成立，任务是战后帮助日本的重建；很快，就明确了对日本经济复苏起决定作用的是质量问题，并将她的宗旨确定为：通过解决质量问题提升日本企业赶超美国的竞争力。

　　从1950年7月始到1990年止，JUSE先后邀请美国专家戴明博士和朱兰博士到日本大量进行企业高中层的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方面的培训，对于大大缩短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提升“日本制造”的声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戴明博士和朱兰博士先后荣获日本天皇颁发对外国人的最高奖励——“神圣财富二等勋章”。1952年，日本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质量奖——戴明奖，并以戴明的名字命名。

　　这次东西方的思想的碰撞，不仅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和大师，其中包括石川馨博士、田口玄一博士、大野耐一、今井明，而且还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为全球共享的方法，比如，QCC（品管圈）、QFD（质量功能展开）、DOE（实验设计）、Kaizen（改善）、七个工具、5S、TPM（全面设备管理）、TPS（丰田生产方式）等等。

　　1、美国再次被迫踏上“质量变革”之路

　　就在日本人励精图治、改善品质的时候，战后一直处于制造业垄断地位且产品供不应求的美国企业，仍然痴迷于大量生产、市场营销和财务绩效。虽然面对德国和日本产品的竞争，媒体不断发出警示：狼来了。可人们似乎都觉得与自己无关。直到1980年6月24日CBS播出一部以戴明博士和日本品质崛起为主题的电视片：如果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人们大梦初醒：美国已经在汽车、钢铁、家电和电子等众多领域丧失了市场的领导地位。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