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样本描述

　　表3显示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全样本来看，CEO的媒体曝光率最小值为0而最大值为7，980，说明不同的CEO的媒体曝光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4是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在变量相关性分析表中，左下角是Pearson检验结果，右上角是Spearman检验结果，***、**、*分别表不在1%，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从检验结果看，所选取变量与CEO声誉具有显著相关性，变量选取较具代表性。

　　（三）研究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所选择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模型1为当期声誉和当期的解释变量线性模型，但由于声誉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当期声誉可能是由上期的各种特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建立模型2，取当期的各种特征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下一期的声誉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为了控制行业差异和宏观经济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考虑到公司之间的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公司进行了聚类，表5也报告了聚类回归结果。

　　本文还针对该回归方程的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即检验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若干解释变量或全部解释变量的样本观察值之间是否存在具有某种线性关系。根据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这几个自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VIP）都远远小于2，而VIF大于10时被认为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此，该线性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STATA11.0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从全样本回归中，可以看出在CEO个人特征指标体系下，薪酬通过了显著性检验（0.01的显著性水平）；在企业经营特征及业绩指标体系下，公司规模（0.01的显著性、水平）、企业性质和区位（0.0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公司治理特征指标体系下，是否两职合一和高管持股比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0.01的显著性水平）；在社会责任承担情况指标体系下，对股东贡献率（每股收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0.05的显著性水平）。

　　从符号来看，CEO薪酬越高、企业规模越大、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CEO的声誉也越高；民营企业CEO声誉要高于国有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CEO声誉要高于其他地区；兼任董事长的CEO的声誉要高于只担任CEO一职的，没有发现其它因素对CEO声誉有显著影响。

　　为了消除不可观察的每个公司的固有的特征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对公司进行了聚类分析。从表中聚类分析的结果看到，CEO薪酬、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都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CEO声誉要高于国有企业，此外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兼任董事长的CEO的声誉要高，这个结果和不进行聚类的回归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在控制了公司层面的影响后，社会责任变量中的企业对国家贡献率和企业对员工贡献率两个指标变得显著了，说明媒体在关注CEO时对其社会责任承担情况还是有所考虑的。

　　回归的调整R2为22%左右，说明本文所选取的CEO声誉的影响指标只能解释CEO声誉的22%，CEO声誉本来就是个复杂的系统，影响它的因素可谓方方面面，而我们能量化的也比较少，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四、附加检验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EO兼任董事长的情况下声誉较高；民营企业CEO声誉要高于国有企业CEO。因此，分别将不兼任的样本、民营企业样本、国有企业样本单独拿出来作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报告了样本分别为CEO兼任董事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第一组样本（CEO兼任董事长），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和CEO声誉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CEO声誉要高于国有企业；第二组样本（国有企业），CEO薪酬、企业规模都和CEO声誉显著正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CEO声誉要高于其他地区，兼任董事长的CEO声誉要高于不兼任的；第三组样本（民营企业），企业规模和高管持股比例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此外兼任董事长的CEO声誉要高于不兼任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十分位数回归，对除虚拟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都取十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报告了十分位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CEO薪酬、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CEO声誉要高于国有企业，兼任董事长的CEO声誉要高于不兼任的。上述回归结果与前文研究基本一致。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前文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CEO声誉的影响因素，采用媒体曝光度作为CEO声誉的代理变量，公众媒体对于每位CEO被曝光的概率是大致相同的，对CEO的评价不是站在某一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上的，因此能相对客观地反应出CEO的声誉，公众媒体的传播对象是全体公众，所曝光的CEO必然是在公众中有一定认知基础的，因此，它对于反映CEO的声誉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规模大的、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企业CEO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当然大企业在聘用CEO时要求也更为严格；民营企业CEO的声誉要高于国有企业；CEO兼任董事长的声誉要高于不兼任的；企业对国家的贡献率以及企业对员工的贡献率两个指标也对CEO声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声誉作为一种信号，它的形成从小的方面说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从大方面讲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声誉机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媒体作为客观的第三方可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最后，希望我们社会尽早建立起声誉机制，而CEO声誉机制就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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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辰颖（1981-），女，山西大同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计理论；杨海燕（1984-），女，广西南宁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理论。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