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云(汕头大学商学院)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宏微观经济工作的主调，有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热烈讨论也在学术界、企业界、社会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中国企业管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0年年会于12月4日～5日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汕头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汕头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与创新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汕头大学商学院承办。汕头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好与大会主题实现了恰如其分的呼应。

　　会议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研究员主持。汕头大学副校长王伟廉教授代表汕头大学致欢迎辞，对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选择汕头大学承办此次年会表示感谢。汕头市政协副主席谢铿也作了欢迎致辞，表达了对此次年会取得丰硕成果的期望，并希望国内管理学界多为汕头特区的发展出谋划策。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代主席、经济学部主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陈佳贵研究员作了主题发言。

　　陈佳贵研究员简要回顾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并强调了管理学理论研究对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贡献。陈佳贵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以前计划导向的企业管理体制导致我国企业生产率低下，职工工作积极性不足。生产计划、流程管理、成本控制等等环节呈现粗放式管理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企业在激励内部活力、提高员工积极性、全面质量管理等等各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而这些正好构成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保障。陈佳贵研究员在此基础上指出，本次会议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中国企业管理为主题，旨在通过学术研讨，探索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如何继续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以推动经济向更好更和谐的方向上长期持续发展。

　　开幕式之后，本次会议组织了三阶段的大会发言，并组织了四个分会场的学术研讨活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出版社、《经济管理》杂志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汕头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方工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纵论中国企业管理之道，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发展的目的与企业扮演的角色

　　北京大学张国有教授围绕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展开分析。通过对比分析由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提供的中俄两国过去10年左右时间之内GDP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等数据，张教授得出结论，相对来说，俄罗斯的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水平要高于GDP增长水平和财政收入增长水平，而中国同时期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却低于GDP增长水平，且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如果考虑到俄罗斯财政支出中用于改善民生等国民福利的比重超过中国，实际上俄罗斯国民享有的福利还超过其经济增长的绝对数量。而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普通居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张教授对此提出疑问，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不就是“国富民强”吗？为什么国家富强了，而普通百姓却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了？张教授认为，要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常重要，而这一转变又应以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国民福利为导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戚聿东教授给大家分享了有关中国垄断产业改革进程测度的研究。戚教授认为，垄断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推进并深化垄断产业改革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目前，垄断产业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进程，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与回潮现象。垄断产业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领域活力的进一步释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障碍。戚教授及其合作者参考OECD测度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方法，对我国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邮政、燃气、公路等7个产业在进入规制、市场结构、运营模式、价格规制等方面的改革进行评价，测度各产业的垄断程度，并加总得到我国总体的规制指数。他们发现，从总体水平来看，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指数平均为4.73。而同期OECD主要国家的规制指数平均为2.08，二者相去甚远。事实上，我国垄断行业规制指数与OECD1987年的水平相当，1987年OECD主要国家的规制指数为4.78。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垄断行业改革滞后于OECD主要国家近20年。戚教授得出结论：我国垄断产业垄断程度过高，需要进一步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垄断产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要顺应世界潮流而放松规制，制止目前强化规制的倾向。戚教授认为，在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中，我国经济领域必须启动第二次改革，而垄断产业改革则是第二次经济改革的重点。垄断产业改革将成为拉动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施建军教授从自己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不同概念的看法开始，讨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创新。施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更多地体现为“增量”的变动，而经济发展则体现为“增量”和“存量”的共同变动，即“增量”的变动应能带动“存量”的变动，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企业的创新机制。施教授指出，企业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其自身则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不同层面的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是R&D层面，主要体现为技术创新，以“样品”的形式出现；第二阶段是R&D拓展，主要体现为工艺创新、流程创新，实现“样品”向“产品”的转换；第三阶段可概括为包括市场创新在内的六个体系，真正实现“产品”向“商品”的提升。施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第三阶段的创新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品牌、营销渠道、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创新活动，提升已有“产品”的市场价值。施教授认为，企业的创新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性思维，而这种思维的典型特征是发散性，没有对市场的“悟性”，要实现任何一个层次的创新都很困难。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则体现为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施教授最后指出，企业管理没有“定律”，只有“案例”，企业家创新永远都是“多人多面”。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围绕着企业创新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研究员做了有关中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主题演讲。黄研究员提出，产业集群研究最核心的任务是回答什么是集群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而创新能力是解释持续创新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黄研究员认为，环境、创新意识、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构件，是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在“环境—资源—意识—行为—能力—绩效”这一概念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利用这一评价体系进行问卷调查所获的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提升集群内企业对于市场和技术的认知度、提升企业研发水平、提升产品开发和商业化能力、合作创新、制定和落实相关创新激励政策等对于提升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至关重要。黄研究员认为，培育和提升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是破解传统产业集群的“低端锁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端不足”的有效途径。基于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他们得到了如下政策启示：为了促进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和转型以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需要以“创新能力”提升作为各项集群政策制定的核心价值导向。与此同时，技术融合发展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领军企业培育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突破口；建立高水平的产业配套体系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核心内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是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的重要支点。　

    山东大学徐向艺教授报告了有关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的研究。徐教授认为，我们正在经历后经济改革时代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是指由改革驱动向创新的驱动转变。企业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就制度创新而言，我们需要对垄断性国有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与调整。徐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行政、市场、自然三种不同形式的垄断。对三种不同形式的垄断，主要应采取市场化、反垄断和建立政府管制制度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政府管制解决不了行政垄断问题，还会使行政垄断严重化、复杂化。针对反改革者提出的阻碍继续改革的理由，徐教授将其归纳为三个伪命题并予以一一驳斥，即：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提出了国进民退的要求、发展国有企业关乎于国计民生、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垄断是维护国家安全。徐教授认为，制度创新的出路主要在于，国有企业应该继续退出并让渡市场；继续推进国有产权的市场化和可交易性；推动国有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股权的分散化。谈到技术创新，徐教授将其理解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他指出，后经济改革时代企业没有了体制转换过程政策机会和投资机会，企业低成本资源耗费型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才可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徐教授最后总结了管理创新的几个要点，即：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方法创新、组织创新。

 责任编辑：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