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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包容性增长是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决不是一个简单借用的概念，而是赋予新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包容性增长是在继承已有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与时俱进”特点。包容性增长内涵可以从“天地人和”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包容性增长需要在包容、和谐中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目的，凝聚中国式智慧。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中国式智慧，中国传统文化

　　有人说，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一个“舶来词”。的确，它最早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的，最早翻译成中文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首次倡导与诠释“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2011年4月14日“金砖峰会”上，我国政府倡导的“包容性增长”先后成为会议主题与焦点。包容性增长是我们党审时度势提出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不仅向世界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也为世界指出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包容性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决不是一个简单借用的外来概念，替代“共享式增长”，而是赋予新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凝聚中国智慧的经济增长方式[1]。

　　一、经济增长理论新发展：与时俱进

　　随着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从仅有的商品交换广泛渗透到生产协作，技术、信息交流，资金融通和劳务合作等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各国经济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协作。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风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某种变动，难免会波及他国，甚至影响全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经济一体化逐步加深。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环境也有一些新特点，国际金融危机复苏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构建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国家之间经济摩擦急剧增加，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需要什么经济增长理论来指导世界经济增长，值得我们思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有显著提高，开始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需要进行第二次转型。需要什么经济增长理论来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次转型，同样需要我们探索。

　　自亚当·斯密的历史巨著《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其实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重商主义注重研究金银财富的积累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重农学派注重研究农业生产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古典经济学家关注资本、土地、劳动、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威廉·配第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和土地两个要素。在其后经济增长理论中先后出现“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论”、“结构效应论”和“制度决定论”。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到多要素增长模型，从外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本。从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和改进并提出新理论。从视野范围来看，经济增长理论大部分是探讨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增长，没有研究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增长，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2]

　　我们党在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内在规律基础上，把握国内外经济增长环境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包容性增长”。从我国政府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诠释中，我们可知从经济增长的目的入手探讨经济增长动力。包容性增长既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继承，又对其进行了发展。适时提出包容性增长，是我党“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与时俱进”思想。“与时俱进”最早来源于《易·损》中“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其含义是损益盈虚，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来实行。南宋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提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寓意是只有与时代同步，才能保持清醒头脑。蔡元培先生在《中国理论学史》中，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

　　二、包容性增长内涵：天地人和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诠释。中国政府对此诠释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入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经济增长不仅依靠经济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投入，而且要从经济增长目的中寻找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在统筹中实现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大特点在于“包容”，经济增长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需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表面上看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其实际上却蕴含丰富传统文化思想，可以概括为“天地人和”[3]。

　　(一)经济增长要与自然界相协调——天人合一

　　20世纪以来，大工业的发展，把人工自然扩大到空前的范围，人对自然的干预已超出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使自然平衡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人类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正朝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向演变，从而引出了所谓“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概念最早是罗马俱乐部提出，主要包括由下列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工业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国家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道家老子、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4][5][6]。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揭示了人类要效法自然法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必须的。人必须靠自然生活，没有自然环境，就不会有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就不会有人及人类社会的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归根到底都要取之于生物圈所提供的自然资源。这些揭示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人类改造自然时，如何使自然界的演化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去征服大自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界的另一种称谓为“天”，包容性增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天”相包容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要与地区间协调发展——兼相爱，交相利

　　早在2006年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和欧洲现在的人均收入是埃塞俄比亚的35倍，而在1950年，欧美人均收入还只是埃塞俄比亚的16倍，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已成为地区冲突、国内战乱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发达国家通过其技术和资本优势，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全球价值链，通过总部与生产基地的分离，把利润空间微薄的加工和制造产业链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7]。这个产业链分工结果，表面上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表面上繁荣增长，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库兹涅式经济增长，难以进入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可以实现地区分工、产业分工带来世界经济总量的斯密增长，然而这种分工带来利益在不同地区分配不合理，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地区之间协作难以持续下去，最终导致世界经济难以可持续增长。一个国家内部，在资本趋利性和规模经济效益两者的作用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除了国家间经济增长需要包容，一个国家内部地区发展更需要包容。可以说包容增长则大家都有利，不包容则俱损失。“包容性增长”倡导“增长”既要让自己发展，也要容忍、允许别人发展，不能具有排斥性，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包容性增长这种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有思想源泉。墨子指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他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当“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主张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互相争夺。

　　(三)经济增长要与人本相协调——人为本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一部分经济学家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影响，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累积财富，追求GDP增加，而不是损耗财富。另一部分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目的是追求人类幸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强调经济发展应当落脚于人的福祉。包容性增长与其他经济增长理论显著不同在于，从经济增长的目的——人们福祉的提高中寻找经济增长动力。从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的福祉提高，凝聚在人身上人力资本终究必将提高。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告知我们，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以民为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唐朝以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称为“以人为本”，但其意思并没有变。基本含义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经济增长与人本相协调不仅能够化解经济增长中不和谐因素，更能够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我党90年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功的经验再次告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重要法宝。

　　(四)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相协调——和为贵

　　过去30多年我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从我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之后。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人均GDP在由1,000美元～3,000美元的增长期内，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被称之为“社会矛盾凸现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这不仅标志着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而且进入了社会矛盾凸现期，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导致社会危机，使经济增长停滞、衰退甚至崩溃。以迟福林为代表一些学者提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8]。转型必然需要进行一些经济体制变革，必然损失一部分人、集团和阶层的既得利益，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转型，但如何转型没有什么成功模式可以复制，需要我们在探索中改革，可能出现一些失误，需要全社会有包容心态，只有在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对于世界来说，一方面穷富国之间差距在逐渐拉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因害怕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而制造一些经济摩擦。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对话中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包容性增长因其内含包容心态，可以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战略选择。我们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把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包容、和气社会心态)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和谐社会)有机统一。这不仅是我们党具有高屋建瓴智慧的体现，也有传统中华“和文化”的影响。

　　“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深深影响我们。“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在《论语·学而》中目前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含义是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在和谐社会环境中进行。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小康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诗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话：“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非常穷困辛苦，很希望过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影响。包容性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和谐社会环境，同样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追求和谐社会，况且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为此，我们需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理性平和、和气、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加快经济包容性增长。

　　（作者单位：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