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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式发展战略思维：治大国若烹小鲜

　　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目标，也是十七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其中虽然只是“增长”与“发展”两字之别，却蕴含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持续增加，偏重于数量的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综合概念。前者追求国民经济的速度增长和总量的扩张，主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各方面，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追求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那么是否可以直接从经济增长跨越到经济发展，放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考核，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不能，尽管2009年我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在世界100位之后，经济增长仍然是我们的主旋律。从居民财富收入来看，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已跨过0.4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进入了高速推进和非均衡战略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全面开放、外资涌入、经济迅速增长，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态势开始显露。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没有缩小。从经济增长质量来看，我国GDP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其质量明显不如发达国家。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国家内部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而且我国产业被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俘虏，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竞争力位次最低，产业竞争力非常脆弱[9]。大量外资企业的幕后主导营造了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表面繁荣，然而产业链不完整，产业升级困难。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形成有其深刻历史和经济根源，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去解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因前期改革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前期固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在短时间进行调整。

　　有许多经济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改革，否则难以实现经济第二次跨越。然而这些问题有其深刻根基，而且又相互交错，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目前，世界上又出现一些“中国威胁论”声音，一些西方国家想通过各种途径来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如果政府在不深入了解根源情况下，盲目运用政府手段代替市场手段，往往会出大问题。前苏联对经济体制进行急速变革，导致失败，东欧的国家也因为变的太快而后悔。我国在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况决定我们在进行二次改革时，需要走平稳改革道路，不仅能应对国外复杂多变环境，而且也能够从治本角度解决这些问题。包容性增长提出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提高福祉，不断消除经济不和谐因素，凸显我国传统文化中“治大国，若烹小鲜”思维。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老子是告诫执政者，要遵从社会自然秩序，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搅动、胡乱折腾，否则国家就会出乱。老子的话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大国，大国有很多的经济成分，大国的身体肌理很不一样，不能够操之过急。同样孔子也有“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告知我们凡事都要讲究循序渐进，先有量变才会有质变，万不可焦躁，如果快速完成某件事，其效果未必会好，甚至大失所望，万不可急于求成。

　　四、世界经济增长新选择：和而不同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处在不同阶段的国家，其发展方式必然不同，有的是通过创新牵引经济增长，有的通过结构优化带动经济增长，有的通过要素的投入增加经济产量。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对其影响又是不同的。有的需要贸易保护政策，扶植本国产业发展；有的需要贸易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不同发展阶段导致采取不同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矛盾与冲突不断。究其主要根源是发达国家仅从自己利益考虑，漠视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发达国家凭其资本雄厚和技术优先等优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将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作为承接地的发展中国家，而将附加值高的环节留在本国，将对环境污染和废气的排放留在发展中国家。近来，发达国家常以发展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造成许多经济摩擦。殊不知，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在大气中，现在自己仍然在消费高档奢侈品，过着高碳生活。中国倡导“包容性增长”实质上是为了改变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该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合理、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上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体系。世界各国因其经济特点不同，只有坚持“包容性增长”理念，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世界经济共同增长，实现了“和而不同”局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君子修养的境界。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张岱年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张岱年全集》第7卷)，也是包含着差异、矛盾在内的“多端”、“众异”之间的平衡与统一，协调差异，以求和谐，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强调的也是“不同而和”。“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给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展方式，呼吁发达国家要包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式，在不同中经济增长方式中，实现世界经济和谐增长。

　　五、倡导与实践包容性增长：仁爱

　　尽管包容性增长是全新概念，然而我们党一直在实践着包容性增长，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具体经济发展方式上，我们党积极实施“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为了全世界人民幸福，中国不仅是国际上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国际上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国一直以来积极呼吁和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推出的大规模刺激内需政策，不但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在内的各类援助，免除32个非洲重债穷国及最不发达国家无息贷款债务。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积极推进“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政党决定的，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相一致。“仁爱”起源于儒家，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等。这些“仁爱”思想，展现在我国在国际上倡导与实践“包容性增长”活动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本文难以全面梳理阐述包容性增长中蕴含中国智慧。五千年历史所蕴含的治国理念和厚重文化根基，彰显包容性增长的中国特色；中国和平崛起，赋予包容性增长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郑杭生.让“包容”牵手“和谐”——包容性增长里的中国智慧[N].光明日报，201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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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方大春.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天地人和[J].红旗文稿，2011(10).

　　[4]王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5]刘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09(7).

　　[6]王柏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启迪[J].管子学刊，2009(2).

　　[7]李娅.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的延伸[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

　　[8]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9]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研究》(11CJL001)。

　　作者简介：方大春(1973-)，男，安徽和县人，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