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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于耦合机理的“三农”困境破解对策

　　“产业转移”与“城镇化”为“三农”困境的破解提供了历史机遇。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新途径，而将产业转移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考虑这一问题富有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产业转移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农民流向中西部、小城镇就业以及现代农业的顺利推进，而被上升为扩大内需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高度的城镇化战略则有利于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待遇，逐步破解束缚农民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引入耦合理论对“三农”困境的系统破解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产业转移与城镇化均有各自的运行机制，但是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耦合却能发挥出巨大的协调联动效应，为“三农”困境的破解提供了系统的视角。该破解新机制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可持续，符合科学发展观。耦合具有内生性、自组织性和网络性等特点。产业转移和城镇化的耦合会内生出市场驱动力量，形成“以市场驱动为主、政府推动为辅”的“三农”困境破解的可持续机制。

　　(一)农业困境破解

　　在我国，尽管地区之间农业生产效率存在着一定差距，但是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较高，基本保持在88%以上[15]。现如今，我国的粮食生产不仅能够自足，而且还有剩余用于出口。从粮食的有效供给来说，我国基本上不存在农业问题[16]。但是，若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角度来说，农业不仅要保证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而且还要保证人们有品质的生活，对农业发展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即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农业。但是，随着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如耕地日益减少①、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趋于老年化和女性化等情况越发严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为应对这种紧迫形势，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就必须向农业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推动农业部门新生产要素的重组。现代生产要素主要体现在科技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其中科技要素的引入包括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与应用等方面的投入，而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就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老人和妇女，因而对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远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外部力量的注入。

　　对其困境，产业转移和城镇化为之提供了契机。根据农业产业链理论，农民处于产业链的中端，主要从事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活动，而与产业链前端、后端等产业部门的联系则较为松散。推进现代农业就必须整合农业产业链，使产业链中端与前、后端关联更为紧密，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益。对于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是采用市场协调还是纵向一体化，不能一概而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目标均是一致的，即尽量降低部门间的交易费用，提高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为此，本文提出产业链的先后向、再前向整合方式。先后向整合即优先向后整合，具体指的是，中西部地区应根据当地的农业特色有针对性地主动承接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转移，延伸当地农业产业链。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而带来的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极大地吸引了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会呈现出两种形式的转移：一是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产品内分工将其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保留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二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将整个生产环节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从而形成整个农产品加工业在中西部的集聚。对于东部地区，上述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而且还有利于人力资本向高端演进，降低了对低端人才的需求，使部分具有一定技能和知识水平的农民工回流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延伸当地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非农就业而且还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步伐。后向整合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科技要素和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为从事农资生产和研发的前端产业链提供了人力资源和市场保障，促使前向整合得以顺利实现。

　　农业产业链的整合过程其实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涉及金融资本的引入、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一切均离不开城镇化的同步推进。根据产业转移与城镇化耦合理论：若两者的耦合度α∈(-90°,0°)，则产业转移与城镇化未形成协调共生关系；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由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中间产品投入少对区域工资差距更为敏感，从而很容易向中西部地区进行第一种形式的产业转移，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城镇化的推进，两者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耦合度α∈(0°,90°)；随着东部农产品加工业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中西部城镇转移而带来的非农就业增加和城镇化纵深推进，城镇的产业集聚效应将趋于局部极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明显增强，人力资本显著改善，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缩小至很小的程度。此时，对工资差距反应最为敏感的农产品加工环节转移将趋于完全，而处于农产品加工业高附加值环节的研发、设计开始向中西部城镇转移。逐渐地，城镇的集聚效应达到了极大化，扩散效应开始显现，城镇向外围扩张，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转移与城镇化进程处于极限发展阶段，其耦合度α∈(90°,180°)；但随着产业链高端环节的逐渐接入，产业转移又对城镇的人力资本、发展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镇有限的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出台一系列润滑市场机制的政策措施推动产业转移与城镇化向高级协调共生演进。

　　(二)农村困境破解

　　农村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依然较小，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很大程度制约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其中原因涉及土地细碎化问题、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以及农户的主体意愿问题等；二是村镇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逊(D. Gale，Johnson)(2002)认为村镇企业的衰败是由于导致村镇企业曾经成功的某些因素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17]，村镇企业由于规模的限制很难获得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增多，村镇企业人才缺乏，发展后劲不足；三是基本公共服务落后，在道路、电网、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上农村较城市仍然有较大的差距。针对上述困境，本文提出如下破解路径：

　　首先，关于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土地的顺利流转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前提，而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农民的收入和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机制。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东部农产品加工产业转移延伸了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加快了农业产业化步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收益必然大于小农化生产收益，收益的溢出部分会激励土地趋于集中从事资本化生产。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好处除了能够支付农民较高的土地流转收益以激励其流转行为，而且还能够赋予经营者一定的利润空间进行农业技术革新和规模扩张以寻求规模收益最大化。除此以外，产业转移有利于农村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革②，加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而土地流转农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则靠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来实现。根据产业转移与城镇化耦合理论，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的不断转移，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非农化程度会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的原始驱动力在生成内生的耦合驱动力过程中必然要求消除制约城镇化进程加快的瓶颈，从而实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待遇。

　　其次，关于村镇企业的改造提升问题，村镇企业的衰败除了外部发展空间的压缩所致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身的生产要素所面临的瓶颈如人力资本落后、融资困难等。转移企业改造提升村镇企业一是可以为村镇企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信息，促进村镇企业发展；二是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来盘活村镇企业资产，改造提升村镇企业生产力，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转移企业在带动、盘活村镇企业的过程中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反过来，城镇化的推进会加快产业转移，形成耦合关系。

　　最后，产业转移也会使得承接地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基础配套设施是否完善往往成为吸引转移企业落户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农村生活环境，配套建设与规模经营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如水利设施、农村电网等。这一过程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从而也形成了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耦合关系，实现农村困境破解的内生性。

　　(三)农民困境破解

　　农民困境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增收乏力，城乡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关键就是尽量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生产，提升农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但是，目前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受阻，农民的非农就业面临困境。珠三角地区不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说明了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沿海发达地区工资水平不再具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反映了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产业结构升级动机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占较大比重的低技能农村劳动力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中西部地区现有企业不一定能够容纳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外出务工农民缺乏市民待遇。市民待遇指的是如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就业政策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无歧视性待遇。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实现真正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仅是农民就业的转移，而且还有农民身份的转移。

　　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不断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生产。1978年至1985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产品真实价格的上涨，然而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来自非农部门就业收入的提高。探索如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应成为破解农民困境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村镇企业的崛起对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随着村镇企业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村镇企业就业已经变得愈加不可能，农民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寻找挣钱机会就成了理所当然。

　　那么，如今我们能否继续鼓励农民通过外出务工的形式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以提高其收入？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中央明确强调的城镇化战略。客观上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而其劳动力的供给者主要来自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民。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城市病”现象逐渐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城市里的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同等待遇，也很难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他们往往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像候鸟一样每年在春节前后大迁徙，真正的城市化在农民工中间很难实现。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这些人长年在外务工照顾不到家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心理疾病、婚姻危机、农村治安案件频发等。在以发展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为特征的城市化道路推行中所付出的这种高成本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现阶段推行发展小城市、集镇的城镇化道路的必要性。因此，农民工回流到离家较近的城镇就业就避免了上述问题，但是村镇企业不可能有能力吸纳农民工返乡。解决的办法就是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企业凭借着先进的管理理念、雄厚的资本以及成熟的市场渠道通过规模化生产方式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使得农民不需要远离家乡就能容易实现非农就业。这既提高了农民收入，又使得他们能够照顾到家庭，而且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了农村与城镇的无缝对接，农民可以选择在农村居住、在城镇上班，实现城乡一体。在此基础上可以试点在城镇范围内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统一社会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子女入学等，真正实现市民待遇。

　　因此，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方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发展路径是符合我国当今实际，而且这种发展路径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以承接产业转移为核心，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加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必然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改善的投资环境会进一步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形成产业转移和城镇化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耦合具有内生性、自组织性，从而推动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关系向更高阶段演进。耦合度的提高过程必将带来城镇经济的繁荣和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不断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就业；农民工的不断回流又会强化这种机制，最终破解农民困境。

　　四、结束语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要实现其中目标，我国“三农”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不容回避。本文分析了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运行特点，并提出两者可以形成动态耦合关系。耦合关系的促成首先是政府的适当干预会产生一个外在的源动力使得产业转移承接与城镇化推进之间相协调，缩短两个系统之间的磨合期，减少耦合关系形成前的市场失灵。因此，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自发驱动的作用机制将是破解“三农”困境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中西部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农业特点和产业结构有针对性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给予转移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并同步推进城镇化建设，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就业，实现务工农民的身份转变，为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十二五”时期重大任务得以顺利实现提供基础。

　　注释：

　　①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减少。

　　②国土部：鼓励有条件地方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2011年11月20日，中国广播网，httpwww.cnr.cnchinanews201111t20111120_5088043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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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JOHNSON, D. GALE. Can Agricultural Labor Adjustment Occur Primarily Through Creation of Rural Non-farm Jobs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02, 39(12)2163-2174.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