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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对收入分配与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多以居民收入差距这个结果变量进行，这容易强调规模分配而忽视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从要素分配——收入差距——消费增长之间的链条机理。检验结果发现：（1）要素分配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提升劳动者报酬率是构建消费增长长效机制的重要方面；（2）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作用居民收入差距施加的，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占到43%；（3）要素分配通过作用于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消费增长的假设也显著成立。其政策含义是，优化要素分配不仅有利于消费增长也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基于消费增长视角的再分配政策工具可能并不如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调整有效。

　　关键词：要素分配，居民收入差距，消费增长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二五”时期调整收入分配和扩大消费问题都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收入分配与消费增长也密切相关。然而，纵观消费理论发展历程，主流消费理论是在“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下分析消费增长，收入对消费具有绝对的解释力，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受到冷落。近年来，关于消费问题的前沿研究一般属于预防性储蓄理论（Dynan，1993；Wilson，2003）的内容，国内学者这方面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如孙凤（2001）、周建（2005）、易行健等（2008）、杜宇玮和刘东皇（2011）。“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排除了阶层（个体）间消费行为的“异质性”，这种不合现实的假设曾遭受学者质疑，正如Stoker（1986）指出，主流消费理论忽视消费者“异质性”的假设是有问题的，这就一定程度肯定收入分配对消费的重要影响。

　　基于消费者的“异质性”Kalecki（1971）率先研究了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消费）的关系。循着Kalecki的思路Weintraub（1983）进一步从消费倾向角度进行分析，阶层间的消费倾向差异使得收入再分配成为引起社会消费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以Kalecki和Weintraub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了一条不同于主流学派的思路，收入差距扩大加剧贫困，导致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得到实证支持，Stoker（1986）的实证结果表明，宏观消费函数的形式不仅仅是由微观消费函数的形式决定的，还决定于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近些年来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很多研究（Hofmail，2001；Rahul&Ramana，2005）还发现收入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率并非固定不变（“卡尔多事实”的适用性），也不存在使各国劳动者报酬率趋同的机制。由此，近期研究除继续关注规模分配外还集中分析要素分配和有效需求的关系，如Ederer&Stockhammer（2007）和Stockhammer&Ederer（2008）。相对主流消费理论而言，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消费问题在西方其实并不受到重视，而我国有着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要素分配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研究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关系确是个重大问题。

　　在理论分析方面，跟随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学者们试图从理论上论证收入差距与消费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军（2003）。近些年来，学者们对收入差距与消费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出质疑，如陈南岳（2004）的“最优收入差距假说”、杨天宇（2009）的“倒U型关系假说”，虽然理论上观点有分歧，但实证研究结论大多认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限制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方面，基于基尼系数的指标，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库兹涅茨曲线”。运用中国数据许多研究（王小鲁等，2005）也证明“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根据传统观点，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也会随经济增长而缩小，政策调控收入差距的含义微弱。近年来大量研究（程永宏，2007）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几乎表明城乡间收入差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由此缩小城乡差距对平抑收入差距意义重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呢？学者们（陆铭和陈钊，2004；唐东波和张军，2011）主要是从城市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此外也有学者从财税政策角度研究其收入分配效应，等等。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配后所形成的格局，收入分配既包括初次分配也包括再分配，仅仅利用这个结果变量容易忽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研究。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率持续下降的现象（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等，2009），学者们（黄乾和魏下海，2010；沈坤荣和刘东皇，2011）认为提升劳动者报酬份额是扩大消费需求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所在。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对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利用基尼系数（居民收入差距）这个结果变量进行的，人际间收入分配格局是收入分配后所形成的格局，我国的收入分配既包括初次分配也包括再分配，仅仅利用结果变量容易忽视初次分配领域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当前收入分配现状和演变趋势以及中国特定的国情来看，对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再分配领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要研究初次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邹红和喻开志，2011），需要系统地探讨收入分配影响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的视角考察调整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增长之间的关系。

　　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收入分配作用消费增长的机制，并设计实证研究的思路；第三部分实证检验要素分配一一居民收入差距一一-消费增长之间的链条机理；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相关的政策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学界对收入分配和消费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探讨人际收入分配状况（以基尼系数为衡量指标）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对要素分配作用于消费增长的研究相对不足。毋庸置疑，根据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观点人际间收入分配状况是影响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从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相对于居民部门总体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言，可能并不是主要因素。方福前（2007）就曾指出我国消费疲软并不是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结果，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是中国近年来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减然，要素间收入差距与人际间收入分配格局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初次分配领域要素分配的结果形成初次分配后的人际收入分配格局，经过财政税收等再分配的政策工具才最终形成再分配后的人际收入分配格局（见图1）。这就不难理解，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劳动报酬率）越低可能导致衡量人际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尼系数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收入分配逐渐失衡，基尼系数也在逐步攀升，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既然要素分配可能会对规模分配这个变量产生影响，而规模分配又是影响消费增长的变量，那么就可以推断，在要素分配、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增长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式联系，这个链条实际上构成了一条从要素分配到消费增长之间的效应生成与传导机制。可以看出，在初次分配、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增长三者间链条联系的机理中，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起到了传导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影响的一个“中介变量”（Mediator variable）。

　　根据上述影响机理图，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要素分配、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假说一：我国劳动者报酬率偏低且持续下降（沈坤荣和刘东皇，2011），由此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表现为初次分配后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下降，使得居民总体消费能力不足，因而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将越缓慢。

　　假说二：劳动者报酬率持续下降，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广大城乡居民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这将导致初次分配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初次分配后居民收入差距将很大程度上又决定着再分配后的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降低社会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

　　基于上述逻辑和假说，本文将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要素分配影响消费增长的一个中介变量，并按照中介变量的常规逻辑去实证以上假说。

　　（二）研究设计

　　根据图1所示的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图，其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这也可能是学者们较少从这一方面深入研究的一个原因。依据Kristopher（2004）对中介变量的设计思路：本文把居民收入差距（规模分配）作为要素分配影响消费增长的中介变量，以简化分析过程，如图2所示。假定要素分配为自变量，消费增长为因变量，若居民收入差距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要素分配与消费增长显著相关；（2）要素分配与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相关；（3）控制居民收入差距这个变量后要素分配与消费增长显著相关，则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被称为是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影响的中介变量。这样，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的直接影响被定义为“总效应”（Total effect），见图2的左侧，在图2的右侧控制了中介变量居民收入差距之后得到的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被定义为“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通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则被定义为“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

　　在实证模型的构建方面，由于涉及到多变量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设计一组回归方程：

　　三、实证过程与检验结果

　　（一）实证过程

　　1.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在变量选取方面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选取的变量如下。

　　（1）消费（Consumption）。关于消费的衡量方式，主要包括人均居民消费及其增长率、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总量及其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等指标。本文使用居民消费率（Cgdp）作为衡量消费的指标，即居民消费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2）居民收入差距（Income gap）。依惯例以基尼系数（Gini）作为衡量人际收入分配格局指标，基尼系数数据来源及核算方法参见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更新至2010年。

　　（3）要素分配（Elements distribution）。本文选取劳动者报酬率（W）来衡量我国要素分配状况，1978-2006年W的数据转引自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之后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省级数据进行测算得到，对于缺失的2008年数据我们用2009年和2007年的均值补齐。

　　（4）收入水平（Income）。由于本文使用居民消费率（Cgdp）作为衡量消费的指标，由此对于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我们相对应地选取居民收入（使用城镇家庭居民和农村家庭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城乡加权而得）占支出法GDP的比重，用Igdp表示。

　　样本考察期为1978-2010年，考虑到使用的都是相对量指标，数据并不需要剔除价格的影响，使用名义数据，除上述特殊说明的数据外其余原始数据皆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检验过程。与中介效应的回归估计相比，检验中介效应相对复杂，对要素分配影响消费增长的居民收入差距中介效应的检验过程本文参照温忠麟等（2004）的逐步回归法（图3）：第一步，检验H0：β＝0，若原假设被拒绝，则可以进行下一步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检验H0：γ＝0，若原假设被拒绝，则进行第三步中介效应检验；第三步，检验H0：θ＝0和H0：β＝0，若原假设都被拒绝，则中介效应显著，若β＝0没有没拒绝，则是完全中介效应；若第二步的H0：γ＝0和第三步的H0：θ＝0中至少有一个被拒绝，则需要进一步做Sobel（1982）检验。

　　（二）检验结果

　　根据上述检验过程，本文分三步对要素分配通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考察，检验结果如下。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步骤一的回归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和第三步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居民收入差距在要素分配对消费增长方面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要素分配和消费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回归系数为1.1912），即提升劳动者报酬率能极大地提升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这种影响其中约S3%是通过影响人际收入分配格局进而影响消费增长的。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