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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单一简化体系走向多元综合模式，从以“管”为中心的研究走向以“理”为中心的阐释，从物化、被动、惟利是图的人的假设走向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的假设，从描述解释取向走向批判反思，从效率理性追求走向价值伦理表达，将是新世纪教育管理学理论的五个基本发展趋势。
关键词：教育管理学；理论
一、从单一简化走向多元综合
新世纪的教育管理学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种种有关学校组织与教育行政的理论观点不仅同台竞技、彼此竞争，而且也将沟通合作、相互推动。教育管理学理论将从单一简化体系转向多元综合模式。
以往教育管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的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将某个单一的价值准则奉为圭臬，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或者是惟一正确的。由此引发的教育管理学理论范式之间的激烈斗争，使不少理论家不是将个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对现实管理问题的思考与矛盾的解决上，而是放在理论的相互指责和拆台上，恰如美国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格林菲斯(Griffiths，D．E．)所言，“理论家们不去努力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你争我斗，宣称只有自己的理论才是惟一合法的理论”。这种单一简化甚至偏执激进的教育管理学理论模式，只注重理论自身的形式美，对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无甚兴趣，甚至全然不顾校长、教育局长及其他教育管理人员的需要和利益。用劳伦斯(Lawrence，P.R．)和格林菲斯的话说就是，这种理论模式对实际工作者很不友善。
1988年，美国知名的教育管理学者卡伯特森 (Culbertson J．A．)，在一篇题名为《知识基础的百年探索》的经典性论文中指出，教育管理学在1875年至1985年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走过了由实际工作者所构想的教育管理科学到学院派学者西蒙 (Simon，H.A．)所倡导的管理科学备受争议和批判的发展路程。十年之后，也就是在1999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院的
笔者以为，可以将大帐篷模式看作是多元综合模式的一种形象表达。当代很有影响的美国教育管理学家威罗尔(Willower，D. J．)在《作为一门研究领域的教育管理学》一文中提出，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可能趋势是，那些过于激进、片面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将会衰落与削弱。相反，更加具有包容性、灵活性、温和性和洞察力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将会愈来愈引人注目，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威罗尔相信，“作为一门研究领域，未来教育管理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哲学观点和理论观点将较少争议性，更具宽容性，更具复杂性……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教育管理学遭遇了太多的思想冲突与混乱。一个统一与复兴的时代即将来临”。
威罗尔所期待的那个统一与复兴的时代，用格林菲斯的话说就是“教育管理学理论多元化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的时代。众所周知，格林菲斯原本是教育管理理论的重要发起人，他早期的思想明显倾向于教育管理科学论，但晚年格林菲斯的思想观点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他的思想越来越体现出包容性和复杂性，“理论多元化”就是他在后期的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创造。格林菲斯明确指出，理论多元化的内涵是指，“所有问题只凭单一理论难以展开富有成效的研究。某些问题涉及面广且性质复杂，没有一个单一理论能完全应对它们。而其他理论也同样力不从心。尽管单一理论表面上更加简单易懂，但通过使用多元理论，某些问题能够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理论多元化主张，所有问题不能也不宜只用某个理论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用特定的某个理论或某些理论来解决也许更为妥当有效。令人感兴趣的是，格林菲斯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使理论多元化从观念走向实践的具体操作策略，该策略可以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顽疾。
二、从以“管”为中心走向以“理”为中心
新世纪教育管理学理论将越来越强调对管理之“理”的理论阐释，教育管理学理论应该贴近、进入教育管理的生活世界，应该既讲道理又充满人情味，这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必须恪守的一个“道德底线”。可以预料，从突显“管”的研究向突显“理”的研究转移，从强调以“管”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向以“理”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理论转移，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一。
16世纪意大利的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 N．)是一位强调以“管”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家。他在《君主论》中阐述了被后人称之为“马基亚维里主义”的重要主张。马基亚维里认为，君主首要的任务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国家，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马基亚维里有关统治管理术的大量论述，广泛地影响了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类管理理论与实践。
教育思想家弗莱雷(Freire，P.)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曾深刻地探讨了一种作为压迫手段的“反对话行动理论”。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完全可以看成是以“管”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的极端形态。而弗莱雷所概述的“反对话行动理论”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征服、分而治之、操纵及文化侵犯，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以“管”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极其重要的是，弗莱雷同时提出了一个摆脱压迫、管制的“对话文化行动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如美国著名批判理论家福斯特(Foster，W．)所言，成为了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构建以“理”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的急迫性和可能性。弗莱雷指出，“对话文化行动理论”是一种获取自由、紧贴实践的行动理论。与“反对话行动理论”相对立，“对话文化行动理论”也具有合作、为解放而团结、组织及文化合成这样四个基本特征。弗莱雷所阐述的对话文化行动理论，将成为未来以“理”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的努力方向和基本指导原则。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义追求的不断高涨，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公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那种试图凭借统治术与管理术维护其权威与统治的以“管”为中心的管理学理论，必将失去原有的生存空间，并最终走向消亡。相反，那种以对话文化行动理论为原则根据的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学理论，将会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和欢迎。
三、从物化、被动、惟利是图的人走向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
新世纪教育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它对作为管理者、被管理者及各种管理活动相关者的“人”的假设和认识，将有别于传统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坚信人是现实的和互主体性的信条，将成为新世纪教育管理学理论发展的核心。任何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组织、特定的时空之中。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主动的人。“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人是具有意向性的和有反省能力的；人与人之间是处在彼此持续地相互建构其社会现实当中的。”人就是在这种现实的复杂关系中，通过互主体性的交往、对话，共同参与组织管理的构建。人是组织管理的发明者，组织管理成为了为人和属人的事业。
传统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也谈论人、研究人，但它们所说的人是物化的人、被动的人、惟利是图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人。所谓物化的人是指人在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中被降低到物的层次，人与钱财、物质、事务、时间、信息等因素成为平行的或者别无二致的要素。管理财物的理念、方式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管理人的理念和方式。所谓被动的人是指人成为一个纯粹的客体，成为一种需要监管、操纵的对象，成为麦格雷戈 (McGregor，D．M．)所概括的X理论中的那类人。所谓惟利是图的人，是说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大都信奉这样一个未曾明言但却相当重要的教条，即只要给人以物质利诱或者官位权力等符号激励，人就会努力工作。金钱名誉成为控制人、支配人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手段。
未来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将不再把人看成是势利的、算计的人、可资利用的工具人，而是平等的、协作的、共同在创造着这个世界的人。坚持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的观念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的重要特点。按照格林菲德的意见，人总是在主动地、积极地构建那个他所生存的组织管理世界，也在不断地改变着那个他所创造的组织管理世界。组织管理本质上成为了人的存在模式，是人的意志、目的和价值的表达，就是个人的机遇、经验和经历。“人们并非存在于组织之中，相反，是组织存在于个体之中并通过个体而存在。”笔者以为，从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出发，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势必把遭遇、危机、时间和空间这样一些在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中不见经传的概念囊括进来，赋予它们地位和意义。而德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博尔诺夫(Bollnow，O． F．)对遭遇、危机、时间和空间等问题所做的独到研究及所阐述的有关观点，可以引入到未来的教育管理学理论领域，并用于指导新世纪的教育管理实践与改革。
另一需要提及的是，以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为出发点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在其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上也将出现一些新的和根本的变化。与传统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特别重视实证科学方法不同，未来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在强调方法多元互补的前提下，将赋予实地研究以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实地研究较之于实证研究更适合于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埃弗哈特(Everhart，R.B．)明确指出，实地研究更适合对意义的研究，更适合于用来理解人的行为意义。威罗尔也认为，“实地研究方法能够描写人的状况，增强移情式理解，为实际工作者提供特别丰富而有意义的写实性材料——这些都是作为应用领域的教育管理学的若干重要特征——实地研究对于理论发展也能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观察性实地研究(observational field research)所积累的材料有利于形成新的概念和猜想。这些新概念和猜想在后续的研究中能以假设的形式发挥作用。过去，人们将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假设的检验上，而且确有不少琐细的假设得到了试验。但是，人们却忽视了那些真正值得研究的观念形成问题。而实地研究在观念形成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只是这一潜能尚未被人们充分地认识而已”。
责任编辑：甲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