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行政管理学科也先后经历了20年恢复与重建、10年快速发展和10年转型发展时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40年。这期间，我国行政管理研究从最初的引进和消化阶段，步入吸收和创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研究要有新作为，必须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密切实践，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多元化。

　　研究内容更加密切联系实践

　　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行政管理等一批社会学科得到恢复与重建，引进和培养行政管理人才、学习和借鉴西方行政管理理论，成为当时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当务之急。以“中国MPA之父”夏书章先生为代表的归国留学人才，以及部分从事政治学、法学研究的国内学者，通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奠定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基础。

　　40年来，伴随着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行政管理教育发展，我国行政管理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出版了一大批优秀教材和专著，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涌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行政管理专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行政管理研究与西方还有很大差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实践中，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发展了上百年，形成了诸多理论研究成果；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等已经构建了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行政管理理论。在研究和引进西方行政管理理论过程中，我国学者应该打破对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研究惯性和心理依赖，果断清除理论研究中的西方政治基因观念，更加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正确地处理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的协同发展问题。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行政管理学科大有用武之地，行政管理学者应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紧密结合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状况，不断丰富行政管理研究内容，拓展行政管理研究路径，创建本土化的行政管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