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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
2020年07月30日 10:59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叶海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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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印关系70年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身份认知偏差对双边互动过程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印的身份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双方的国际地位和战略角色想象以及互动的成果预期方面,进一步讨论了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两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就中印关系的最优前景和次优前景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中印关系;身份想象;认知偏差;最优/次优前景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引子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印关系70年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身份认知偏差对双边互动过程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印的身份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双方的国际地位和战略角色想象以及互动的成果预期方面,进一步讨论了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两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就中印关系的最优前景和次优前景做出了展望。

  2020 年是中印建交 70 周年。70 年以来,中印双边关系几经波折,跌宕起伏,画出了一条蜿蜒辗转的轨迹。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际秩序剧烈调整的时代窗口,回顾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并总结双边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探讨南亚地缘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印互动的发展演变态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 中印关系70年简要回顾

  1950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比中国与巴基斯坦自治领 ( 1956 年 3 月更改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交早了一年零一个月又 21 天。印度是南亚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较早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印建交是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件大事。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两国作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推动了三个世界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印合作的全球意义由此得到承认。然而遗憾的是,两国友好关系在 50 年代末很快到达顶点并急转直下,中印等共同倡导的万隆会议精神指引了亚非拉新兴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方向,但却没有能为解决中印双边矛盾做出贡献。

  1962 年两国因领土争端而兵戎相见,一场并不激烈的边境战争,把印度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的地位拉下马来,印度的国际声望受到极大打击。虽然在西方话语的扶持下,印度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由挑衅者洗白成了受害者,但印度在喜马拉雅山麓遭遇的巨大失败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的。这场战争的最长远后果是在印度战略决策层当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华疑虑和恐惧传统,影响到了日后印度在涉及中印关系和南亚地区格局的所有重大问题上的心态。

  80 年代末,中印关系在结束克节朗河事件后摆脱二十多年的冷冻状态艰难重启,慢节奏的回暖进程又在 1998 年因为南亚核竞赛的爆发而陷入低谷,中印关系恢复之路缓慢而且艰难。直至 21 世纪初,双边关系才形成一条相对稳定的上升曲线。很大程度上,中印关系最近 20 年的相对稳定状态源自于双方都认为自己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对在国际体系中绝对地位提升的追求超过了对相对地位竞争的考量。

  21 世纪的最初 20 年,是中印两国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快速发展的 2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聚焦于自身经济发展,很快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成果,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改变。与此同时,中印双边经济合作水平也不断提升,虽然贸易不平衡、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问题依然存在,印度一度还成为对华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双边贸易还是从 2002 年的不到 50亿美元上升到 2019 年将近 1000 亿美元。经贸关系在中印互动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正向激励因素。经济领域中的务实合作虽然没有如同 50 年代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理念那样给中印合作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至少足以防止双方关系因为具体的政治和安全分歧而再度掉头向下跌入低谷。

  优先解决发展问题给了中印两国管控分歧更强烈的动机。虽然双方依然龃龉不断,但至少在边界问题上,中印开始尝试解决横亘在两国关系当中的这一最大障碍。2003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建立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2005 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回访,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政治指导原则。即使是对中印关系最为挑剔的那部分印度政要和学者,也都承认中印在管控边界争议、防止边界争端激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印度前外秘萨仁山 ( Shyam Saran)就曾说,“尽管边界有争议,但双方通过共同的努力来保持边界的和平。这对印中尝试解决边境问题是一个利好的、积极的状况”。

  2017 年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国和不丹边境进入中国领土洞朗地区,与中国边防部队形成对峙。70 多天的洞朗事件给处在上升期的中印关系造成了严重冲击。所幸两国领导人及时对双边矛盾进行了管控与止损。2018 年中国领导人与莫迪总理在武汉举行会晤,双方重申了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启动了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2019 年这一机制在印度金奈得以延续。洞朗事件之后,中印关系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复苏。考虑到 2017 年底之后美国推出 “印太”战略概念导致印度洋 - 太平洋地缘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外部因素,人们更加能够体会到中印双边关系保持向好趋势的来之不易。

  进入 2020 年,原本中印双方为纪念建交 70 周年策划了多场重大活动,但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所有庆典不得不推迟或取消。但两国元首在互致贺电的电文中均表达了对双边关系前景的美好期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两国领导人纪念性的外交电文中,中印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定性依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中国领导人强调了中方对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视,印度总统科温德期待与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这种差异很难被理解为纯粹表述习惯上的不同。

  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代表,两国关系状态和互动性质不仅仅影响到亚洲区域合作与地区安全的水平及趋势,也会给正在变动中的全球秩序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印关系对于两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但恰恰如此,人们才更需要在解构和研究中印关系时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用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冷静态度去处理中印关系存在的各种问题,既要相信两个亚洲古老民族和平相处的智慧,也要承认国际关系中超越文化差异性的博弈规律,特别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主权国家自助逻辑。

  2 中印两国的认知差异及其表现

  国际关系学界对行为体认知的研究由来已久,战略研究界也始终把战略信号的释放和解读作为战略博弈过程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罗伯特 · 杰维斯( Robert Jervis) 的分析框架强调决策者对客观世界以及其他行为体主观认识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重要性,斯蒂芬·沃尔特 ( Stephen M. Walt) 也强调了意图判断的意义,特别是在行为体存在对等博弈的物质条件时,“由于能力的分布较为接近,地缘因素也难以说明问题,所以对意图的判断将日益重要”。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印关系时有不少文章借鉴了杰维斯或沃尔特的分析视角,如朱翠萍将印度对华政策的 “谨慎”和 “防范”归因为印度的 “地缘政治想象对中印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曾向红则考察了中国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应对策略与对印度威胁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人们理解中印互动过程中的认知落差提供了诸多裨益。但是,仍需要看到,以往的研究范式主要侧重的是中印两个行为体通过解读对方行为而试图厘清对方意图的过程,在学术上,研究更加关注的是信号释放和接受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在政策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两国出现误读和误判,影响双方实现共同利益的增加或者降低冲突风险。

  这种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使得人们能更精确地解构双边互动的过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几乎无法忽视另外一个现象,即在中印关系的每一方面,两国的立场分歧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印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未便宣之于口的身份界定偏差。某种程度上,中印之间的误判不是行为解读和意图判断上的,而是身份认知和身份想象上的。这种偏差既体现在中印两国对各自国际地位 ( 主体认知) 的理解上,也体现在对对方战略定位 ( 客体认知) 的判断上,还体现在对两国互动方式效用的评估标准上。

  首先,中印两国对各自国际地位的判断存在差异。在主权国际体系内,大国的绝对国际地位既在现实之中,也是心理上的。尽管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准的当代国际秩序认为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国际法层面的平等显然并不意味着在事实层面国家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既受其拥有的实力制约,也表现为其影响力的发挥水平。这两方面因素,特别是后者,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力量对行为体行动的接受度的强烈影响。不同国家的近似意图和近似手段,所产生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要支付的代价也会天差地别。国际接受度对于主权国家行为体的绝对国际地位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恰恰是这一因素导致了中印两国对对方绝对国际地位的判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差异。

  在中国看来,以综合实力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一个参数衡量,中国几乎都领先印度。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中国比印度更加强大而且强大得多,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然而,在印度的眼中,中国巨大的身影却总是被另一个更加庞大的身躯所笼罩,因而并不能对印度形成基于实力差距的心理优势。那个庞大身躯就是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排斥足以抵消中国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力量优势,只要有美国的地方,中国就很难凭借力量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其绝对国际地位自然也就大打折扣。虽然很难证明被霸主国扶持的次强国和被霸主国打压的强国之间,谁的绝对国际地位更高,但无论如何,印度在面对中国时,特别是在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时,并不会因为自身在绝对实力上的落差而感到需要有所节制。

  其次,中印两国在各自大战略中赋予对方的定性存在差异。中印建交 70 年以来,中国之于印度意味着什么? 印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整体上成负面强化趋势,特别是中印两国相继推动经济改革并聚焦综合实力的提升,而中国的表现明显好于印度的最近四十年,印度对中国战略疑虑和敌视不断上升。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之前,中国人均 GDP 和总量都已经相当于印度的五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全世界的工业制造中心,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依然步履蹒跚。莫迪上台以来,意图通过推动改革去除工业化障碍,而这多数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解决了的。双方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存在着本质上的差距,这种落差进一步加深了印度决策者对中国的疑惧,导致印度在思考国际格局相关问题时不断强化负面定性。

  反观中国,不论是中印实力相当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还是中国遥遥领先的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印战略思维始终保持了相当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战略全局观方面,印度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从来都不是核心关切,中国既从未将印度看作为自己的主要威胁—即使在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中国也是如此; 也从未将印度当作大国崛起道路上的主要伙伴—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对中印关系的重视,但显然中国经济和安全的主要焦虑来自美国,而最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印度在中国的战略全局中,一直被作为次要战略方向的一个对象,哪怕是这一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目标,也仍然是全局中的次要对象。通俗地说,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作为自己的主要关切,不管是伙伴还是对手,都是次要层级的。而印度则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影响自己战略安全、实现大国梦想的首要因素。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想象很难形成契合,自然也就很难保证自己释放出的信号被对方正确解读。

  再次,中印双方在选择互动策略时存在收益预期落差。人们很难不注意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国家实力和行为主动性之间存在的反差。实力处于明显下风的印度在中印互动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进取心,而且双方综合实力差距越大,印度压迫式的 “问题外交”策略就越明显,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双边关系状态塑造者的角色。在贸易不平衡、领土争端、巴基斯坦及克什米尔问题等领域,印度都以 “问题外交”的方式对华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不仅如此,印度还在南亚赤裸裸地追求区域霸权,完全不顾忌自身行为可能招致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弹。

  印度对华外交强硬路线的一种解读方式是 “印度的政治和战略精英惯于以理想主义的方式看待自身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倾向于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其思维逻辑具有基于历史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建构性特征”。学理上的分析为人们认识印度对华外交路线的思想渊源提供了帮助,但仍然有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近年来在中印关系涉及的各个具体事项上,中国几乎都主动释放了善意,却并没有获得印度的对等回报。印度自莫迪上台以来对华 “问题外交”的博弈模式从未改变,而中国也始终不曾对自己善意的争取策略做出方向性的调整。显然中国对印度的行为方式并不满意,那么,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中国为什么不去试图扭转印度的 “问题外交”策略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认为以同样甚至更加强硬的态度回击印度没有必要,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这种主张在美国推出 “印太”战略概念的背景下,尤其显得有说服力。毕竟,在印太格局下,“中国应对印度在次要方向上发起挑战的战略风险也会增加,会更加顾虑对印策略的地区乃至国际效应,有可能导致投鼠忌器局面的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克制是着眼于相对收益的,甚至有可能基于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维模式。而印度对中国自我克制的解读却和中国所希望印度做出的解读并不一致。更重要的是,两国的收益预期计量模式并不相同。中国希望印度认识到两国合作带来的共赢局面,而印度的理解却是当前国际形势对印度有利而对中国不利,印度可以凭借有利的态势寻求印方的单边收益。

  综上,可以将中印两国之间的身份认知偏差所导致的战略误判概括为,中国认为中印关系是一个强国和一个次强国 ( 个别人甚至认为对手是一个弱国)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印度则认为是两个平等的强国之间进行的零和博弈。这种心理偏差和具体的分歧不同,是前提性和全局性的,关乎双方确定互动策略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几乎无法通过对具体事务的管控进行弥合,因而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更长远也更具决定意义。

  3 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巨大的身份认知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中印两国建立互信、避免误判,将会增大双方的博弈成本,降低通过双方良性互动创造共赢局面的可能性。

  在双边过程中,身份认知和界定偏差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意图误判。一个简单的例子,印度有学者认为印度应该对华采取对冲战略,理由是印度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其中主要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对印度在南亚主导地位的挑战、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对印度亚洲地位和作用的影响。印方列举的威胁当中,除了边界问题,其他两项在中国看来多多少少莫名其妙,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地缘结构解读当中,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很少会把印度作为核心性的考量要素。即使是在南亚地缘格局上,中国一般也不会把印度的主导地位作为默认的事实加以接受。需要指出,中国不承认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不一定是出于对印度的敌意而很可能只是对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地缘结构的解读和判断,毕竟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头号强国并不必然使其获得地区主导权,否则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就没有任何疑问了。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结论恰恰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不但如此,在印度看来,中国的态度不是基于既有事实的中性反应,而是中国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是所谓中国要挑战印度的南亚主导地位。

  不过,应该看到,中印的身份认知偏差以及基于此产生可能的战略误读对两国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国家,但依然不处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即使在美国高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统合印度洋和太平洋方向,借助印度的力量制衡中国的情况下,印度仍不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级对象。中国在思考印度问题时,首先需要做出的判断是涉及的事务到底有多重要,其次才是如何处理最符合成本收益的均衡原则。但对于印度来说,情况却大为不同。涉及中印关系的几乎所有事务,印度都会默认该事务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在印度的战略想象中,中国本来就是印度外部环境的核心变量。而且,不论印度如何展示自己的自信心,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中国的确对南亚的地缘战略、经济参与是印度周边环境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印度的应对出现问题,其所要受到的冲击必然是本质和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印度是影响周边环境的一个因素,而视角转移到印度,中国则是印度周边环境决定性的塑造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战术应对是否得当的宽容度要大得多,而印度则更容易倾向于锱铢必较,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蒙受损失或者释放示弱的信号。

  而且,一旦将观察视角调整到中印关系的外部环境因素上,人们却会感受到另外一番景象。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都已经成为能够左右国际格局的核心角色。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印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事务的焦点国家,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主要决定于中国和当前国际秩序及其规则制定者之间的互动。而印度距离这一地位还非常遥远。换言之,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印度则仍旧只是时而被聚光灯扫到,尚未进入舞台的中央。不过,对于中国来说,更加突显的国际权重却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收益比。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伴随的不是更大的荣誉和尊重,而是遭遇国际体系主导国家更深的敌意和围堵。对外政策收益递减和风险递增趋势日渐明显,给中国和其他行为体博弈过程的策略选择附加了更多限制条件。具体在中印关系框架下,中国需要顾忌的第三方因素要明显多于印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双边关系框架下拥有的力量优势,使得中国对印政策受到更多掣肘。

  在力量对比因素和环境制约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对印策略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风险厌恶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既对中印互动具有更强的包容心理—中国不在乎相对收益、对印度的威胁认知呈现变动态势; 也更关注中印关系的成本收益问题,特别是关心中印互动的周边和国际溢出效应。中国的风险厌恶心理给了印度施展积极主动甚至具有压迫性的进攻战术的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需要在稳健处理中印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展开对等博弈遏制印度进攻性意图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会对印度的要求做出一定让步,以避免争端升级。类似情景在中印过去几十年的互动过程中并不鲜见。成功经验的累积导致印度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和自身的心理认知偏差,更加看重国际环境给印度带来的加权和对中国施加的制约,从而使得印度在对华关系上呈现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强硬的特征。不过,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判断,认为印度对华政策调整并非一味趋向强硬,“印度在安全领域的对华竞争与防范难以根本改变,但两国关系的积极面的发展也不容忽视”。然而,这种强调印度对华政策平衡性的观点,往往存在一种看上去不那么平衡的关联性判断,那就是更多强调中国维护中印关系稳定性或曰大局的责任,同时更多主张中国应该包容印度的机会主义政策。正如有学者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推进 ‘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将根据自身利益,继续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并扩展其经济与战略利益。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将成为缓和 ‘印太战略’压力的关键”。作者似乎认为美国的 “印太战略”概念给了印度 “扩展”利益的机会,而对中国却意味着要 “缓和压力”的责任。

  类似的观点和逻辑在中国学术界并不罕见。这种观点往往将维护中印关系的稳定或者建设性状态作为中国对印政策默认的出发点,如主张 “中印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目标是相同的,且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印关系不仅对双边,也对地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印两国必须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携手前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很适合在对外传播中使用,但在学术上人们仍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印度不按照中国的意愿和中国相向而行,中国是更愿意调整政策,释放清晰的战略信号、展示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实际使用力量优势让印度认识到 “此路不通”,还是愿意支付更大的成本以争取印度和中国保持近似的建设性心态呢?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对中印关系发展前景的判断。

  4 对中印关系的最优及次优前景期待

  国际关系从本质上来说遵循的是现实主义逻辑,大国竞争尤其如此,实力和实力的运用方式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当然,国家运用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具体的地缘环境和国际格局所处阶段影响。以现实主义逻辑考察中印关系上,不难做出判断,印度能够凭借有利的国际与地区环境,在一定时间段内掌握战术主动权,但就互动的长期结果而言,中国才是能决定最终状态的一方。

  虽然学术界对中印互动过程中战略主导地位和战术主动地位之间的倒置现象研究有限,但很多学者都体会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讨论中国应该如何引领和塑造中印关系,只不过学者们往往将精力放在中国应该如何吸引印度更加合作、争取印度更加采取建设性态度而已。这种表面上更强调中国 “责任”的主张,实际上也体现了观点提出者对中印关系谁才是真正掌控基本和长期局面一方的看法。假如印度是中印关系状态的塑造者,那么研究中国应该在什么方向做出怎样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也有学者越来越强调中印关系的交互作用,并对印度对华行为习惯的潜在危险提出了警告。有学者提醒,“印度外交极具现实主义传统,常常为追求眼前利益而罔顾中印关系大局。中国既要对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作出恰当回应,又要对其反复无常、‘小动作’频频的另一手做好防备”②。这种观点触及了中国处理中印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在面对印度两面下注、机会主义以及讲究现实利益而不在乎长期回报的对华外交策略时,中国所期待的中印关系最优状态和次优状态到底应该是什么。

  对中国而言,中印关系最优状态是中印双边结构性问题得到令中方满意的解决、印度接纳中国在南亚以及其他印度的利益攸关地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以提高中国影响力、印度和中国携手反对美国的霸凌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上情景,无论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扩展中国的战略空间和国家利益,还是从理想主义入手推动中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文明价值,都是中国所乐于见到的。

  不过,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趋势,仅仅期待双边关系的最优状态显然是不够理性的。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期待,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双方互动结构的客观认知基础上,接受现行国际格局下中印并不处在同等状态和位置,以及差异性的状态和位置会决定国家对外基本战略选择的现实。印度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是国际格局主导力量的扶持对象,能够从既有格局中获得较大利益,至少可以抱有较高期待。中国则已经成为被遏制对象,遭到世界霸主利用实力和影响力裹挟联盟体系的持续打压。这是不以中印两国意愿转移的客观事实。

  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当前对华两面下注的策略已经是印度权衡利弊冷静思考的结果。换句话说,印度的对华策略从印度的国家利益出发并无逻辑上不能自洽之处。即使抛开双边关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仅从大国竞争和全球战略格局转换的角度上,印度选择和美国适度接近并利用美国进行哪怕是轻量级的战略讹诈行为,只要不引发中印之间的激烈对抗,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国对印政策不应试图超越国际关系格局及其演化趋势的限制。换言之,中国不应试图将印度转化为携手应对世界霸主的合作伙伴,这是做不到的。即便印度同样受到美国的战略挤压,中国也做不到争取印度和中国一道保持对美战略协调,毕竟美国对印度的挤压只是霸主的寻租行为,而对中国的遏制,是维护霸主地位必须的战略性行动。两者在性质和后果上不可同日而语。

  从国际格局转换的角度出发,不难得出结论,中印关系符合中国期待的最优状态根本无法实现。中国所能期待的,应该是符合成本 - 收益均衡的次优状态。这一状态意味着中国能够有效管控中印关系的矛盾,避免双方在中国所不希望的时候爆发激烈冲突。同时,印度对中国的南亚周边战略和 “一带一路”建设采取默认接受的态度,至少不公开阻挠。此外,印度在某些特定场合下能够对美国不利于中国的行动表示反对,至少保持中立。和前面提到的最优前景比起来,显然,次优前景着眼于风险和成本的管控,以及对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的追求。这自然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凭借实力优势集中精力处理和印度的短期与局部矛盾,从而将印度推向中国的对立面,无论如何,中国并不希望调高对印度的威胁认知水平。这是因为中国的全球战略要求中国尽可能集中精力于太平洋方向应对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全面压力。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应该正确看待印度对华政策有限性的现实,既要看到印度对华助力的有限性,也要看到对华阻力的有限性。中国应该强化对印关系的精确解构能力,推动可能的合作,管控潜在的分歧,在集中精力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周边环境的长期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对印战略的成本收益均衡。

  不以印度为主要威胁,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印度作为特定具体议题的合作伙伴,这应该构成中国对印政策的客体认知基础。中印过去的交往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中印关系的稳定状态主要来自于中国相对稳健和克制的政策风格。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印度的威胁认知水平一直相对较低,即使在洞朗事件期间,中国也没有把侵犯中国领土的印度作为必须优先处理的安全威胁来源。不过需要看到,这种容忍主要是中国顾及第三方因素被迫采取的,并不为中国乐于接受,更谈不上是最优策略。一旦中国对印度威胁认知水平发生变化,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想象中的身份和地位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那么中印关系互动的过程和性质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颠覆性的转换。

  结语

  70年的中印互动,过程是多维的,关联参数是多元的,相互作用力也是多向的。中印关系既不是单向度的好,也不是全方位的坏,而是各种关联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统一体。中印不是天生的朋友,也不是当然的敌人。双边关系的状态既受到内生性固有问题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外部制约。忽视任何一方面因素,对中印关系的解读都将出现偏差,导致双方互动出现误判,或者期望值过高无法实现而引发对抗性情绪,或者因为战略狐疑而错过实现共赢的机会之窗。要避免这两种误判,在展望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两个古老民族交往的未来前景时,一方面,要站在国际关系整体格局的高度上,以全球视角审视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一时一事的纷纷扰扰遮蔽双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双边关系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不可粗枝大叶地鼓吹超越现实条件的理想主义,更不可一厢情愿地回避双边结构性矛盾,幻想中印关系只有共同进步友好合作这一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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