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合作与外交理论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转向国际机制合作，从自助外交转向制度外交；第二次转向是从机制合作转向共同体合作，从制度外交转向伙伴外交，可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是从单一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转向多元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从一般的伙伴外交转向以扶助为重要特征的伙伴外交，可称为“跨文化转向”。大危机条件之下，要适应新型全球治理的需要，建构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自助到扶助，是历次大危机后国际政治反思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实施国际扶助，需要考虑一系列条件：扶助与自助将长期共生；扶助需要以互助为基础；实施扶助需要完善一定的体系规则等。

    关键词：COVID-19危机管理/ 国际合作/ 扶助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伦理/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ZDA007)的阶段性成果。

　　在全球范围内渐次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经快速发展为一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将引发冷战结束以来“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系列国际危机的叠加，增强人类整体性危机意识，重塑国际关系与国际伦理秩序，并对国际合作与外交的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COVID-19全球流行的大危机特征及其国际影响

　　本文中提到的大危机概念，不是宽泛的历史学、经济学或军事学概念，而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是国际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国际政治社会学概念。

　　(一)大危机的定义、特征及其历史规律

　　在国际社会或世界体系的发展初期，虽然不乏国家间危机，但是由于国际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进入不了国际社会的视野，全球化、国际政治社会化波及面不大，国际危机往往集中在少数资本主义大国。20世纪之后，随着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国际社会从欧洲社会向全球扩展，全球性危机出现、全球治理兴起。大危机是指全球治理条件下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全局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社会危机。

　　大危机是与全球治理相联系的重大国际危机，但并非所有全球治理条件下的国际危机都是大危机。一般的国际危机要演变成大危机，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危害性，危机如不迅速加以控制，人类社会将陷入停滞或者世界性冲突的边缘；二是全球性，危机波及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国，特别是对主要大国及其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三是多维性，危机从一个领域很快扩展至其他领域，引发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诸方面的联动效应；四是产生巨大的一致性管控需求，即大危机对国际社会团结、世界秩序主导国责任等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五是引发国际体系和外交模式变革，危机暴露了国际体系的重大缺陷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国际社会进行集体的政治反思、行为规范和制度调整，成功的国际危机管理将推动全球治理发展。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如果全球治理可以从1919年算起的话(2)，那么在100多年中，全球治理史上的以下重大国际危机及其共同治理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进步，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以及紧跟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3)、20世纪60年代初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世界性核竞赛、1973-1975年的“石油危机”、21世纪初国际恐怖主义攻击，以及当前肆虐全球的COVID-19大流行。

　　以上五场危机，都具有危害性、全球性、多维性、管控一致性和体系及外交变革性等特点。上述危机受到国际格局、国际互动、全球治理主角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的侧重，反映了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五场危机都有危害性，但危害对象的侧重点从国家向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和个人转化，这体现了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多元化趋势；五场危机都具有全球性，但影响范围从西方发达国家扩至东西方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地位的上升；五场危机都具有多维性，但政治经济向社会文化领域交融度增加，传统安全逐步让位于非传统安全，整体性危机随着世界交往的加大而逐渐显著；五场危机管控均有大国参与，但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和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二十国集团(G20)、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组织化的历史潮流有关，也进一步说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组织权威治理不断增强；五场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影响并形塑大国外交，均势外交、硬实力外交、单边主义等外交走下坡路，而软实力外交、多边主义外交日益增多，制度外交、伙伴外交、以扶助为特征的新伙伴外交逐渐成为新的外交模式。这是由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国际大势和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决定的。基辛格承认，危机与挑战成了一个治理问题，突破全球政治进程的障碍才能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4)危机及其克服是国际政治在风险中前进的基本路径。大危机暴露了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一体性联系和“共同脆弱性”，迫使人类以国家、民族或国际组织等形式进行观念、制度和政治反思，采取国际团结的形式变革世界秩序、调配世界资源、创新合作模式、克制外交行为、扶助弱势群体。

　　(二)COVID-19大流行的大危机特征

　　COVID-19的危害性相当明确。首先，经济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引发世界经济危机。根据IMF的预测，全球经济将萎缩3%，严重情况甚于2009年。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19个国家将萎缩7.5%，日本经济将萎缩5.2%，英国经济将萎缩6.5%，意大利经济将萎缩9.1%。全球贸易将下降11%。总之，将构成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5)其次，社会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引发人类交往的困难和交往方式的调整，并由此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社区封闭、城市封闭、民众社会交往受限将引发较大范围和一定时期的心理疾病、国际认知差距和国际形象判定困难，增加了国际误解和世界舆论不确定性，国际政治常识将经受考验。第三，军事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直接导致国家间对于粮食、能源、资源和安全等问题的恐慌，引发军备竞赛，在军事外交减少和军事透明度降低等因素影响下，甚至可能因边界问题、贸易问题、难民问题、能源问题等而引发战略竞争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第四，政治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不可避免地助长政治保守主义，推进民粹主义极端化，如果不加以共同防范，以国家和种族利益极端化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以霸权和资本统治利益极端化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和以特定群体政治利益极端化为特征的国际恐怖主义等政治瘟疫都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疫情的全球性十分明显。其影响的速度和范围超出了以往各场大危机。波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造成了普遍的冲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构成了威胁。疫情不仅对各国民众的卫生健康和社会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很快影响了生产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导致了政治化倾向，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化，大国关系日趋紧张化，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安全困境”的逻辑抬头，国际政治基本价值面临挑战，已有秩序与价值被重新评估和定义。

　　疫情管控一致性得以实现。在中国进行艰苦抗疫不久，WHO、世界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罗马教皇、英国女王等知名人士和多数大国领导人相继表态，提出了疫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应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制度进行合作。UNSC、WHO、G20、IMF也举行会议，进行国际动员，着手共同救济。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国、疫情最严重国家，初期消极作为，采取措施将疫情政治化，后来在国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下开始同意接受中国等国家援助，纠正初期做法，逐步进入合作抗疫轨道；UN两次出台决议，G20卫生部长发出呼吁号召全球一致行动，捍卫WHO权威，到此，G20在《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中承诺建立的抗击COVID-19大流行的联合阵线的目标基本达成。

　　(三)COVID-19大流行将促进国际体系变革与外交模式调整

　　COVID-19大流行之所以被视为大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将影响国际体系、外交模式和全球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

　　1.COVID-19大流行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

　　首先，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同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倡议。UN、WHO、G20等认为，大危机使得人类的共同命运更加明晰；中国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的积极态度及援助行为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体精神；建设一种多文化背景的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其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某些领域将得到加快。比如，UNSC内部结构、G20机制、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监管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完善等将被提到议事日程。疫情期间美国操纵美元和石油价格，与少数盟国建立汇率互换的“小圈子”，打压欧元区和新兴国家货币市场，必然引起中国、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后者必然要求IMF、WB等进行改革。最后，中美力量此长彼消。美国因“退群”WHO和拒绝担负必要的领导责任而不断丧失其国际地位，而中国则因为“出人意料地以此为契机对各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增强‘软实力’……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让中国“在国际社会留下好印象”。(6)只要中国坚持人道主义立场不变，全面支持WHO和G20的全球抗疫领导权，深化对外开放，中美关系将在疫情后期和危机恢复阶段得以调适，产生稳定的体系性效果。

　　2.COVID-19大流行推动外交模式的转化

　　首先，多边外交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多边外交将更多地呈现软硬兼施的特点，世界政治权力转移的进程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和体现为大国运用全球治理条件下的多边外交舞台的能力。围绕争夺WHO领导权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话语权的斗争将日趋激烈。其次，就外交内容与属性而言，以理性选择和利益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多边外交，开始让位于以伦理本位和国际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扶助外交。扶助是与自助相对的概念。如果说以自助为主要原则的外交主要基于国家实力，以追求相对收益为最终目标的话，那么，以理性选择为主要原则的外交则是基于制度合作，以追求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绝对收益为最终目标，而以扶助为主要原则的外交则是基于国际伦理与共同体整体利益，以追求共同命运与整体利益为最终目标。扶助外交在拥有权威中心、讲究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中比较可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当代国际体系中的联合国、当代欧洲区域体系中的欧盟等，都或多或少地运用扶助外交。COVID-19防控的扶助外交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扶助外交是普遍性的。G20领导人特别会议承诺为了维护世界经济将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来应对疫情大流行对于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7)二是扶助外交的重点对象是不发达国家。UN在3月底就动员国际社会筹集19亿美元来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抗击疫情。G20还于4月中旬同意让最不发达国家暂缓一年偿还债务，将为贫穷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直接流动资金以抗击疫情、完善卫生系统并恢复经济。三是扶助外交的关键在于大国。中国、英国、沙特、德国等积极配合WHO、UN、G20等全球治理平台进行扶助活动，这种基于责任和使命的扶助外交，将成为一种影响日隆的双边和多边外交。

　　3.COVID-19大流行导致全球治理的分化、区域化与重组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局是全球治理进入新的时期。核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文明冲突”、全球贫困等全球性问题已经严重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并受到了世界秩序变迁、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必须采取新型全球治理的方式加以积极应对。COVID-19大流行强化了多文明合作的人类共同命运意识，加大了新的全球治理需求，也推动全球治理出现新的特点。2020年4月中下旬以来，一方面，国际社会团结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的主流共识，UN系统、G20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德英法等大部分欧洲国家赞同人类的共同命运理念，认识到“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战胜疫情”(8)，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第一方阵不再由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垄断，而是在UN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下由发达国家和东方新兴国家通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施新型的全球治理。另一方面，美国则采取从已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责任中退缩的做法，迎合国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把选举因素、政党利益、本国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宣布暂停对WHO资助，将疫情防控不断政治化，借以转移其在国内治理中的政治责任，打击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动员盟国支持其建立排斥中国等新兴国家为重要角色的国际谈判机制，显然是利用了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对新型全球治理构成了巨大挑战。美国不是下决心采取孤立主义路线，而是企图“另起炉灶”，重组秩序。此外，在原有全球治理联合战线的分化与重组特征明显、国际不确定性加强的情况下，各国纷纷推动周边合作，区域治理可望重新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依托形式。欧盟对于区域内疫情防控的一揽子求助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中日韩等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区域合作，以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等，都将推动区域卫生治理和其他领域治理取得新的进展。

　　二、对危机的反思将推动国际合作与外交理论的演变

　　危机善后是国际危机管理的关键环节，关乎全球治理模式创新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政治社会学中，有效的政治反思和危机管理绩效成为大国成长的软实力与国际形象的关键变量。(9)在危机善后阶段，政治反思与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国际合作与外交模式调整。

　　(一)20世纪的危机反思：国际合作与外交理论的两次转向

　　对于1929-1933年大萧条及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政治反思的重点是调整不均衡的世界秩序，扩大国际组织的兼容性，吸纳刚刚独立的民族加入世界体系，吸纳苏联和中国等国进入UN常任理事国，建立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同时，自助外交仍有很大市场。在不少国家看来，冷战格局和美苏合作不能保证新独立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合作只能是暂时的、偶然的，具有权宜性，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安全。(10)在国际关系分化、多极化的情形下，大量国家仍然把自助外交作为首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社会对于古巴导弹危机(冷战高潮时的典型核危机)和“石油危机”(南北冲突的高潮事件)等进行了理论反思。新现实主义对于核大国几乎迎头相撞的核安全困境感到忧虑和悲观，转而探索用科学行为主义寻找冲突管理之途，用新方法改造旧的均势理论，提出了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并为自助体系和两极格局辩护。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以世界进入相互依存时代为切入点，以理性选择为理论依据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提出无政府状态下可以通过制度合作的方式来降低国家间交往成本，增加长期合作的预期，实现国际治理、消除世界无序，而欧洲一体化正好为这种理性选择的合作观提供了实证基础。这样，自助外交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位就下降了，制度理性与互动合作成为新潮流，多边外交在区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得到了功能主义的理论支持。这种理性选择理论的国际合作与外交转向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

　　然而，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并不彻底，因为导致自助体系失灵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学逻辑，还有社会学逻辑。关于冷战结束的研究表明，相似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战略共识产生了作用，这样，以集体认同或国际身份转换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学国际合作观登上了学术舞台，并很快在国际学术界上升为主流理论。这时，国际合作就从机制或制度合作转向共同体合作，一般的多边主义外交就转入了伙伴外交或共同体外交，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可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不过，从进入21世纪的国际反恐、化解金融危机和战胜COVID-19大流行等情况看，这种社会学转向，如果局限于一种文明主导的体系内，转向仍然是不全面、不彻底的，因此需要从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中汲取理论养分。

　　(二)21世纪的危机反思：国际合作与外交理论的第三次转向

　　COVID-19大流行发生在全球治理的第三个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主题不是第一时期的世界性殖民体系，也不是第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及东西南北关系，而是如何解决“人类怎么办”的问题。“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在挑战以前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为此，世界性反恐联合阵线努力团结非西方文明中的阿拉伯国家和东方国家，以应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极端政治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管理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创设G20峰会机制，将非西方文明背景的中国、沙特、土耳其等大国吸纳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COVID-19国际管控是上两次危机管理的继续，融合东西方文明大国的G20的国际社会动员功能进一步彰显；中国等非西方大国不仅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角色，而且还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角色；多元文明背景的大国共同推进国际合作，纷纷开展扶助外交和互助外交。大危机管理是一种人类共同命运下的管理，客观上要求强弱合作与贫富互助，扶助强调的是在一定的国际权威中心条件下由有国际道义的实力较强一方对于较为弱小或处于困难中的另一方进行的帮助。(11)扶助属国际合作行为，具备国际合作的一般特征，与理性选择的制度学派并不冲突；它又是社会理论，更加接近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合作观，认为合作需要考虑共同体利益、文化认同等因素；扶助还具有跨学科意义，强调多文明背景下的国际合作。这样，国际合作从单一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转向多元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外交也从一般意义的伙伴外交转向以扶助为特征的伙伴外交，具有超越国家、民族、文明利益的人类外交的某些特点，这次转向可称为“跨文化转向”或“多文明转向”(见表2)。

　　(三)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警惕COVID-19防控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在全球抗击COVID-19过程中，出现了“新旧冷战说”“对华索赔论”“苏伊士时刻”“全球化终结论”“病毒阴谋论”等奇谈怪论，这些论调或出于对新崛起国家的极端恐惧心理，或是企图借助全球发生疫情流行乱局对新崛起国家进行污名化、政治化，以达到压制异质文明、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等战略目的，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其思想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国际卫生学术杂志上发表了病毒起源的最新科学成果，国际社会不断发出正义呼声，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展积极有效的公共外交，国际形象逐步恢复和优化，但是，还必须警惕和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新旧冷战说”将中美分歧扩大化，任意比附冷战对峙，把东方兴起视作对西方的威胁，实际上采取了西方最优、西方为主、东西对立、以西压东的学术立场。“全球化终结论”认为，COVID-19大流行使步履维艰的自由国际贸易雪上加霜，成为压垮“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暂停资助WHO后将进一步转向孤立主义，加剧逆全球化，全球化即将终结。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静止的、文明悲观主义的错误观点，没有意识到不少新兴国家实际上正在取代个别西方大国成为自由贸易的重要维护者；没有发现中美深度相互依赖使得美国不能与中国脱钩只能退而求其次实行“部分脱离接触”战略(12)；也没有认清美国“退群”的策略性本质，把自由贸易秩序错误地等同于西方贸易秩序。

　　2.从“9·11”事件到COVID-19大流行：政治反思的再深入

　　虽然以“9·11”事件为重要标志的全球性恐怖袭击，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尝透了“文明冲突”的苦果，但是西方并未从多文明的角度来深入反思人类的未来出路。西方学术界擅长于大西洋区域的理论创新，却疏于关注非西方文明背景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依附论、不结盟理论、反殖民主义、“东盟方式”等理论，后者体现了世界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多元共存的文化诉求。自冷战开始以来，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斗争有三类，一是反对军事干涉与新殖民主义，二是反对经济压迫，三是反对文化压迫。前两种备受关注，其实第三种常常隐含在前两种之中。当冷战结束时，第三种中的极端势力就以第二种为主要借口向西方大国发动恐怖袭击。完善反恐国际政治联合，必须关注世界秩序中的文化压迫问题。中国与俄罗斯等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这是一种跨文明的、以非西方国家为主导倡导国的区域治理，是对世界秩序安排的积极补充，却被西方视为挑战。类似情形在全球抗击COVID-19疫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用自己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防控本国疫情，积极扶助陷入“重灾区”的各国，却受到“阴谋论”“污名化”“扩大制度影响力”等政治化攻击，这些攻击本质上是以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失落心态看待异质文明，用其比较熟悉的二元思维和权力政治思维来解决权力转移难题，不利于人类整体利益，必须从理论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并加以纠正。

　　3.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扶助式合作与扶助外交

　　大危机应对和多元文明治理等需求，迫使人类重新从历史中发掘政治智慧。扶助作为一种古老的合作思维曾经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在东亚较为典型，进入现代之后，在中、俄、美等国和UN、欧盟的多边行动中也多有表现。(13)自助历史悠久，在全球治理之前的时期其合作多属偶然，对政治组织与资源条件要求不高；理性选择的合作是现代生活的常态，对政治组织与资源条件要求较高；互助、共同体合作、偶然扶助有利于互信与安全，对于文化同质性有一定的要求；而经常性扶助更加注重文化包容性和伦理性，有利于降低社会对于世界性稀缺资源的要求，但对国际责任体系和权威中心有较大的期待。在全球治理的新时代，国际政治的核心是解决“人类怎么办”的问题，关键在于约束自身行为、规范新型合作、重建外交伦理。COVID-19大流行等大危机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责任本位的多元一体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当前更需要最后一种类型的合作：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疾病大流行、恐怖主义盛行等的综合危害不是仅依靠科技进步可以解决的，国际伦理与政治社会上的节制与规范必须同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治理能力的地区和民族实行分类治理，创造性地处理好人权、主权和球权的关系，对于困难群体实行针对性的扶助政策，通过扶助来补充甚至取代单纯的理性选择合作。这次COVID-19防控很好地展示了这种合作思路(见表3)。

　　三、扶助式合作与扶助外交的条件与限度

　　扶助式合作与扶助外交的提出，代表了这么一种学术努力，即以COVID-19大流行为案例，将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治理中的合作模式加以现代改造，试图对后自助体系和后理性选择国际合作的合作形态加以界定，对即将到来的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对于体系内成员行为加以规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逻辑加以细化，对于有责任的大国、联合国、欧盟的混合援助或集体援助加以呼应。然而必须指出，扶助式合作和扶助外交有着较为严格的条件；从自助外交到扶助外交，虽然代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外交形态发展趋势，但其开展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

　　(一)扶助与自助将共生互构

　　扶助与自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从对立的角度看，扶助是自助的对立面，扶助强调体系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强者有义务对弱者帮助；而自助追求国家的理性自私，以追求个体利益为最高原则。自助与均势概念一样，有较大普遍性且与英美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学派观点相近，而扶助是典型的多元文明视野下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行为，有着中国学派的色彩。然而，从实践上看，扶助与自助又是长期共生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割裂。首先，在无政府状态和“改进的无政府状态”下，自助行为占有主导地位，扶助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和偶然性，自助是扶助之母。正是那些在自助体系中受益较大但又有超强实力和坚定的责任感来扶持他者的个体，才成为扶助行为的主体。没有自助作保障，扶助无从谈起、无法持续。其次，在“改进的无政府状态”下，扶助行为日渐增多，但仍不能脱离自助。例如，尽管欧盟有着较高的一体化程度，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法院等都在实行类似于一个国家之内的治理权威，实际上达到了一种半政府治理的水平，但是欧盟对于体系内的国家扶助是有限度的。这次COVID-19疫情在欧洲爆发初期，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成为重灾区，德国、英国、法国自顾不暇，区域协调缓慢，WHO和中国等国际行为体给予了大量的国际扶助，但是对欧盟内部而言，在防控初期还基本上是依靠各国的自助，欧盟总部的扶助、德法轴心的扶助以及中国的扶助在疫情后期逐渐发挥关键作用。(14)最后，在未来的“改进的无政府状态”或半政府状态下，扶助即使占主导地位也不能完全取代自助的功能。如果自助行为太少，意味着国际体系内主权国家的功能要大幅度消减，民族、种族与世界权威之间缺乏必要的政治保障；而如果扶助超出一定的比例，就会需要施助者拥有超强的物质力量和援助力量以及受助者较大的贫困面和极低的自我治理能力。如果未来主权国家普遍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全球劳动生产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普遍下降，全球经济与政治失衡持续发展，贫困人口、贫困国家数量和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进而引起国际权威主义的兴起和大面积的扶助需求，那就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灾难。因此，必须纠正一种观念：没有自助的扶助会更好。相反，在适当的自助基础之上的扶助式国际合作才更加坚实，全球扶助是对国家自助、区域互助等治理赤字和合作失效的纠正和引导。

　　(二)扶助是互助基础上的有限扶持

　　扶助者与受助者之间是一种互助性的多层次的建构性关系。第一，扶助者与受助者之间是相互尊重的关系。扶助者的行为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要征求受助者的同意才能伸出援助之手；而受助者接受扶助，内心中是表示对贤者的尊重和服从，这种服从不仅是权威的服从，也是道德遵循和文化认同，其实质是对于一种体系文化的体认以及对贤者善治的认可。第二，扶助者与受助者同属一个国际互助分工体系。比如，苏联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自愿结成了互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苏联总体上处于扶助者的地位，但是在亚洲事务上苏联需要新中国的支持；(15)中国虽然总体上处于受助者的地位，但对苏联在美洲的盟友古巴也可以进行扶助。第三，扶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具有角色转换的可能性。角色转换预期是理解扶助型合作的一把钥匙。正如国际制度之下合作预期是理解制度性国际合作的一把钥匙一样，角色转换预期也是理解扶助式合作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扶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角色转换预期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互助关系才得以维持，扶助行为才会得到稳固化的共同体逻辑的保障。

　　(三)扶助对于体系规则要求甚高

　　扶助是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只有符合了特定的体系规则，扶助才能成为普遍性行为。首先，体系应当是政治社会性体系，社会伦理占有主导性地位。单纯的政治体系或单纯的社会体系都无法使得扶助现象经常化。古代中国进而扩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总体上是伦理本位的政治社会，社会规范和社会贤达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部分地代行了政治整合功能。(16)中心权威是存在的，避免了彻底的无序。其次，自愿是体系成员间交往的第一原则。扶助者的扶助行为出于自愿而非强迫。而接受扶助同样出于自愿。双向自愿构成了扶助活动的重要规则。第三，行为体容忍多元。这里的多元是指在共同文化与伦理之下，可以有多元治理方式、多元发展方式、多元生存方式、多元发展速度。协商决策、少数决定、惩罚有度、重在教化等都是体系内行为体容忍多元的传统做法。第四，需要一定的体系仪式来维持“共同体感”。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扶助为特征的体系，朝贡是重要但不是全部的经常性体系仪式，其他类型的不平等贸易也是体系仪式。(17)到了近代之后，出现了多边国际会议、国际法庭、多边国际战争等新型的体系仪式，这些体系仪式往往是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相联系的，但也有例外，有些新兴世界性大国处理某些特定问题的多边国际会议，就有着扶助体系的影子。欧盟定期召开的洛美会议及其洛美协定，就体现了扶助体系的仪式特征。(18)而UN定期不定期针对援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国际贫困的人类发展大会，对《千年发展计划》《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研究、跟踪和实施会议，都担负着体系仪式的部分功能。(19)而一年一度的“一带一路”峰会也具有体系仪式的特点。这些都说明，实施扶助外交或开展类似的国际合作，除了扶助方的使命感与国际义务追求之外，国际社会营造的体系环境和整体治理水平也要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COVID-19疫情之后的国际社会团结只有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才能向个别国家的扶助外交提供必要的条件。总之，国际政治的社会化和国际社会的伦理化、法治化和权威化，无论对于扶助外交和扶助型国际合作，还是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治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人类才会真正进入大危机塑造的多元一体的整体性发展阶段。

    注释：

　　(1)王毅《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于《求是》2020年第8期。

　　(2)[加]约翰·柯顿《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的百年演变》，载于《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

　　(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页。

　　(5)《IMF预计今年世界经济萎缩3%》，载于2020年4月15日《参考消息》。

　　(6)[美]伊恩·布雷默《世界新秩序的三个潮流》，载于2020年4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转引自《伊恩·布雷默：疫情预示世界新秩序三大潮流》，载于2020年4月17日《参考消息》。

　　(7)《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载于2020年3月27日《人民日报》。

　　(8)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载于《求是》2020年第9期。

　　(9)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成功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10)[美]肯尼思·沃尔兹《无政府状态与均势》，载于[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

　　(11)[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45—160页。

　　(12)《美学者声称：美对华可实施“部分脱离接触”战略》，参见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c/7vfGiXkOCnk。

　　(13)苏俄曾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与中国(北洋)政府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它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同外国缔结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推动了20年代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运动的发展”。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美国在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对西欧国家进行过多方面的扶助行动，参见余志森主编《美国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517页。

　　(14)[俄]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病毒令所有国家重新评估价值观》，载于2020年4月15日[俄]《论据与事实》。转引自《俄媒：疫情令世界各国重塑价值观》，载于2020年4月20日《参考消息》。

　　(15)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12页。

　　(1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于《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页，转引自钱理群《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7)胡礼忠、邢新宇《宗藩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经典国际体系的比较与启示》，载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献选编(1987-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8页。

　　(18)王玉萍《试析欧盟官方发展援助的特征》，载于《理论学刊》2010年第7期。

　　(19)叶江、崔文星《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绩评析》，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