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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构建路径
2019年02月12日 09: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亚彬 字号
关键词:共同体;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全球性问题;价值共识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

关键词:共同体;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全球性问题;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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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对我国内政外交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本文主要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构建路径两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由此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类世界的理想发展图景,旨在超越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观念冲突,寻求普遍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共识,从而实现人类的永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其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作为最大现实共同体的国家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元,国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价值观的差异甚至冲突。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弄清什么是共同体及其存在的条件。荀子在论述人和动物的区别时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这里的“群”为词类活用,即名词用作动词,意为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在荀子看来,人能够组成社会,动物却不能,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是社会性动物,是在一定的“群”中活动的。这个“群”,就是人的共同体。人类自诞生以来,在漫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群”。家庭是最小的“群”,家庭扩大而有家族、宗族,部族、部落,还有族群、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又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共同体成员长时间在一起生产、生活,形成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形成对环境、自身的共同看法和思维方式,构成对共同利益的观念表达——价值观,并由此形成对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认同。

  2011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强调:“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共同体的组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共同利益,二是共同价值。反过来说,一群人只要有了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就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如此看来,国家之间利益、价值观的差异甚至冲突,并不否认共同利益存在以及达成某种价值共识的可能。这就是在世界范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就现实而言,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导致共同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全球性问题由来已久。工业化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个国家独立发展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与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存在。“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由对抗走向对话,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不同国家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高,“蝴蝶效应”越来越成为常态。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无论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生态的,都有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国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推进,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又有许多新的全球性问题产生。正如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所说的,“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相互联系与依存也在日益加深,但是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仍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较为突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显不足,贫富分化渐趋严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持续蔓延,这使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这些全球性问题和共同挑战,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背景和现实依据。在新老全球性问题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实行怎样的社会制度,都密切联系、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就是说,单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单个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利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边界”,损害他国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维护他国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需要各个国家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可能形成的根本依据。

  另一方面,在面对共同的问题、应对共同的挑战中,在一些基本方面达成价值共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普遍要求。李德顺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主体的一种具体形态。当以人类整体为主体来看待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价值,面对这个层面上的所有问题,就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尽管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并有着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但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面前,各个国家需要从各自的国家主体立场转化为人类主体立场,即不能只看到本国利益,还要看到别国利益,进而形成这样的共识: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没有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要把人类的利益置于各自国家的利益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用了大量中国古语,彰显了中国文化精神。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王义桅教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20世纪90年代,哲学家张立文先生有感于“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在吸收传统文化精髓,敏锐洞察世事的基础上,创立和合学。他认为,人类面临着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等“五大危机”,提出化解“五大危机”的“五大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和合既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智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诸多启示。

  第一,坚持“和而不同”,承认多元价值的合理性,反对单一主体思维和霸权主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相同事物简单的同一,“和”则为不同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与“同”的不同在于,“同”不能容“异”,“和”不仅能够容“异”,而且以“异”的存在为前提。用价值哲学的话语来说,“和而不同”主张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和睦相处,反对单一主体思维。李德顺教授提出,“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的主体层次是多元的,每一个层次的人都是主体形态的一个层面或一种结构”。多元价值主体、多元价值共存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处于较高层次的主体,不能替代较低层次的主体,也不能消解他们的价值;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不能替代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也不能消解他们的价值。也就是说,任何主体都有自我判断、自我评价、自我选择的权利。单一主体思维主张以一个主体抹杀其他主体的权利,用这样的思维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就会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之相反,坚持“和而不同”,承认多元价值的合理性,就意味着承认所有国家主权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先进压制落后。这样看来,承认所有国家都平等地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

  第二,用“融实和合”的办法化解矛盾。当今世界,国家之间、民族(族群)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冲突不断,动乱、战争的根源依然存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处理矛盾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办法。一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他,或者一方吃掉一方,或者两败俱伤;另一种是有你也可以有我,也可以有他,通过妥协和包容来化解矛盾。许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任何单边主义的做法都无益于矛盾的解决,只能是“火上浇油”。解决问题亟须转变思路,“融实和合”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张立文先生认为:“融实而和合是打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智慧,是化解人类生存厄运的一种武器。”世界是“多”,不是“一”。和合学强调多元、包容,主张和合多元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一个新的“和合体”。只有尊重他者,求同化异,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第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达成价值共识。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如果说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各个国家在利益问题上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话,那么在价值问题上,由于固有价值观不同,很难达成共识。同时,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共同体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价值观与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有时甚至处于冲突状态。缺乏价值认同,即便有再多的共同利益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共同体。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和难点所在。当今世界,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视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还凭借实力和强权把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强行向他国推销。但是,这些观念和制度看似大行其道,实则并无共同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价值共识,是世界各个国家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它的达成不能靠实力和强权,而要通过对话和协商,建立起一套能够为不同国家接受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这就要摒弃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由各个国家基于自己的文化精华提供各种备选方案,在充分尊重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

 

  (作者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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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亚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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