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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西方民主困境
2020年03月29日 23:42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3期 作者:杨春林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互联网的发展对民主化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它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广度,使得政治表达更加自由平等。然而,在近年的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互联网在政党变革、政治传播、选举投票、政治决策方面的广泛应用表明它与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西方政治领域的互联网新技术滥用导致了政治极化、民主价值和民主规则受到侵蚀、政治风险增加等问题,战后稳定运作的西方民主政治正面临重大挑战。

    关键词:西方政治;互联网;数字民主

    作者简介:杨春林,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科社与共运专业博士研究生(青岛26620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升研究”(18BDCJ02);2018年度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18RWZD18);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参政党网络能力建设与评估体系研究”(19BYSJ0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领域,互联网用微妙而强有力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重塑了政党的组织架构,开辟了国家之间、政党之间、竞选者之间新的竞争领域,拓展了政治活动的空间。互联网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成果已被悄然应用到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并开始在政治决策、政治宣传、政党建设、选举预测、投票竞选等方面发挥重要甚至关键作用,这一趋势正在不断挑战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逻辑和游戏规则。

    一 互联网与民主

    互联网自诞生起就因平等性、开放性、共享性、自主性、多元性等特征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发明”,可以说它与民主有着天然的联系。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催生出一个新的词语——“数字民主”,即“将数字媒介用于政治传播中来实现对民主的实践与追求” 。这一定义将其核心问题确定为“互联网是否有利于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化”。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辛德曼指出,鉴于民主一词拥有复杂而又相互冲突的诸多定义,多数讨论互联网对政治生活影响的人更喜爱民主化一词。而关于互联网带来的民主化,其基本假定是“技术会放大普通民众的政治表达。”从这一定义出发,互联网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确发挥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包括:

    第一,实现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截至2018 年底,全球有39亿网民,占总人口的51.2%,互联网信号已实现全球人口覆盖。在发达国家,网民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已达饱和状态。互联网已经实现了西方国家选民群体的全覆盖,以英国为例,截至2019年5月英国16-65岁成人上网率为97.64%。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推动了电子政务的发展,促进了公共部门的信息公开,使公民监督更加有效另一方面支持了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公民对公共议题的网络参与成为决策者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二,促进了更加自由平等的政治表达。互联网对普通民众政治表达的解放是前所未有的,它允许每个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用可忽略不计的成本发布信息,且受众群体是全世界网民。每个上网者都被平等地赋予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利,而在过去这是只有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才拥有的权力。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以个人为中心、灵活多样的网络新媒体迅速崛起并成为重要的新闻输出渠道。每个人都可以在线表达政治观点,并与他人展开直接讨论,也都具备引爆互联网舆论的潜力。

    互联网促进政治参与并推动民主发展的观点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声音,人们习惯于在互联网和民主化之间建立积极的思维联系。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尽管互联网面前人人平等,但人们会因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居住地、种族、网络普及率等不同而在互联网工具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现象被定义为“数字鸿沟”。美国国家电信管理局1999年发布的报告认为: “数字鸿沟没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缩小,实际上反而会越来越大。”同样,当互联网应用到政治领域时,因数字鸿沟的存在,不同个体在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时的表现和结果有很大差异。政治参与和参与的有效性、政治表达和表达被听到,不是同一件事情。

    辛德曼提出的“密集链接者法则”很好地解释了网络政治参与不平等的原因:无论是互联网上的某一站点还是站点内的某一内容,其可见性取决于指向该站点或内容的超链接数量,数量越多越容易被发现,而可见性越强,又会进而获取更多的访问流量和链接,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最终奠定了互联网“赢者通吃”的底层逻辑。该法则是几乎所有搜索引擎遵循的基本原理,故又被命名为“谷歌政体”。正因如此,占据少数的部分网站或内容总是出现在搜索结果的首页并吸引了更多流量,而其余的多数却从未被索引过。可以说,正是互联网自身的结构规则决定了必然会存在不平等的数字鸿沟。

    然而,最大的鸿沟并不简单存在于普通上网民众之间。互联网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自由发展后迅速走向集聚化。数据资源、网络技术和话语权力逐渐整合,最终集中到少数国家、若干大型互联网机构、公共网络管理部门和网络精英手中,如谷歌、亚马逊、微软、脸书等分别垄断着搜索引擎、网络购物、操作系统、社交媒体等领域。截至2019年6月,世界互联网公司中,排名第1的微软,其市值是第10名贝宝的7.5倍、第19名百度的26.5倍。各领域创造和积累的海量数据成为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资源。这些数据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和政治价值,且只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而,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乌托邦”,而是与现实社会一样存在着阶级性。正如阿桑奇所说:“对每个人隐私信息的掌握扩大了精英与其他所有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被压迫阶级更加无望。”

    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互联网的存在、发展及应用在当下及未来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从互联网母体中孕育出的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开启了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推广和应用将更大程度上引发政治、医疗、教育、商业、传媒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的数字变革。随着新技术在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大规模运用,互联网的复杂性正日益显现,不断挑战西方民主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二 互联网技术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运用

    互联网以政党数字化改变了政党生态,以新媒体革命重塑了舆论版图,以大数据分析技术干预选民的投票行为,以数据来影响政治家的决策过程,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互联网技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复杂作用。

    (一) 以网络重塑政党

    互联网引发了西方政党在组织结构、党内沟通、党务参与、党员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改变。多年来,几乎所有西方主流政党都在推动数字化建设。在政党组织结构方面,互联网打破了以地域和选区划分建立各级党组织的传统,许多网络虚拟党支部和以议题为中心的党支部建立了起来,政党结构出现扁平化的趋势,降低了内部运营成本。在党内沟通和党务参与方面,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支部和总部之间借助互联网建立起了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双向联系,提升了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这种不必舟车劳顿的网络政治参与被称为“无痛参与”。由于传统的面对面参与减少,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党员责任感和归属感下降、更少质疑党领袖的决定。在成员发展方面,多数西方政党的党员注册已经基本在线化,“超链接”将政治议题、政党竞选纲领、党员注册连接起来,使“志同道合者”更容易找到符合自己心理期望的政党。在政党活动上,越来越多的政党口号通过网络标语的形式传递出来,政党发起的网络宣传和活动与街头政治相比变得更受重视,网络媒体、社交平台成为政党宣传和政党竞争的重要战场。政党的支持率越来越依赖于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和网络曝光度,政党领袖的外部符号功能被凸显出来。

    英国工党是“数字政党”建设的典型案例,它建设了专门的“数字工党”网站,作为宣传政党政策和竞选领袖、注册党员、募集资金的重要平台。工党自称“普通民众党”,充分利用互联网来发展青年党员和支持者,在年轻人活跃的脸书和推特上,工党的支持者几乎是保守党的两倍。工党还十分重视通过互联网筹措党费,2017年大选前,尽管保守党借助财团捐赠获得了更多资金,但工党发动普通党员和支持者筹措的党费是保守党的十倍,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互联网收取。对数字政党战略的重视和灵活运用被认为是工党在2017年大选中让保守党失去多数支持并被迫组织“悬浮议会”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政党变革最终引发了“互联网政党”这一新型政党类型的出现。2009年意大利戏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宣布了五星运动党的成立,该党没有清晰的政党理念、明确的政党纲领和清晰的组织结构,甚至成立后几年里也没有办公场所。但从创立之初它就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运营团队进行政党管理和宣传,适时发布政见,通过领导人博客、脸书等渠道宣传挑战主流政治的理念。该党的党员纳新、党内互动、政党提案的讨论、竞选、推举候选人等几乎所有活动都在线运行。2018年3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成立仅9年的五星运动党在参众两院分别以32.2%和32.7%的支持率成为第一大党,并成功与另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联合组阁上台。五星运动党是典型的“个性领袖+互联网+民粹主义”组合的产物,这种组合策略在今日西方议会制多党制的选举中尤富威力。依赖大数据和社交平台可以极大降低政治宣传和内部运营的成本,对互联网平台的灵活运用弥补了新兴民粹政党在组织规模和资金上的劣势。尽管暂时很难取代传统主流政党,但互联网政党的出现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政党发展趋势,而众多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打破了西方战后一贯稳定的政党格局。

    (二) 以新媒体接管舆论

     新闻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但是西方的新闻自由并不等于传播未经过滤的信息。库特•勒温于1947年提出了“守门”理论,他认为尽管西方有所谓的新闻自由,但仍存在着一个信息筛选机制,决定着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被公众看到。筛选的主体多数时候不是政府,而是主流大众媒体和媒体人自己,他们会带着西方民主制度、经济、社会结构共同造就的“政治正确”标准,去筛选信息。尽管偶尔会存在裁剪现实、预设立场的情况,但由于每一条消息都明确对应着某一家媒体,所以多数时候媒体会爱惜声誉,遵守“真实客观”的职业道德。正因如此,传统大众媒体才被称作“民主的看门狗”,同时大众媒体也是国家认同、社会共识、公民个人信息、国家意识形态的看门狗。传统的大众媒体时代,西方民众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接收到的信息一般都反映着大众趣味,较为同质化地宣传着西方主流价值。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以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接管了公共舆论空间。跟随大众媒体时代一起衰落的,还有过去大众传媒的民主“守门”功能和曾被恪守的新闻职业道德。一方面,人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新闻的留言板上发表评论,在通讯软件群组和社交媒体个人主页上发言,甚至可以注册网站或公众号进行信息广播。理论上,每个人、每个社交媒体账号、每家网站都成为了一个信息源,过去处于边缘化、不受关注的政治思想和话语也开始借助互联网公开出现。另一方面,“谷歌政体”支配下的集聚效应并未将网络舆论的实际控制权交给普通民众,而是交给了少数网站和新媒体。新媒体精英们吸走了绝大多数的点击率,而这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商业利益。由于缺乏“守门”机制再加上绝大多数的线上消息是匿名发布的,所以带有强烈偏见、极端主义色彩的言论屡见不鲜,不真实或者对现实片面剪接后的消息在网络上被自由发布和转发,因不同政见而产生的人身攻击和言语暴力随处可见。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的兴起深深动摇了西方民主社会的价值认同。

    新媒体还助长了非理性的政治竞争。一些政党和候选人通过新媒体污蔑对手、散布谣言、夸大事实、制造社会恐慌情绪等手段来打压竞争者。以“主流政治挑战者”形象示人的特朗普一方面为自己贴上“对抗精英”的标签,指责批评自己的CNN、《纽约时报》等“撒谎成性”来破坏民众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利用推特等新媒体攻击政敌、煽动对抗情绪,驾驭民意,被称为“推特总统”。新媒体给予了政治人物直接同民众对话的渠道,如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经常借助社交媒体与民众直接对话,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对此,《社交媒体如何拯救了社会主义?》一文评论:“主流媒体往往对左翼充满敌意,社交媒体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宝贵资产。每一场运动都需要一个培养皿来培养它希望传染给政治机构的特定传染病。宗教改革有印刷机,法国革命有咖啡馆,今天的新左翼有推特和脸书。”新媒体与民主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的重大课题,奥地利科学院马伦•贝福特指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判断新媒体的民主属性,探究它促进或者破坏民主的潜力。”

    (三) 以算法操纵投票

    “一人一票”的普选权是西方民主政治权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选民的投票行为决定了选举和公投的结果,投票行为取决于政治心理,选民政治心理的叠加被称为“民意”。互联网时代,民意变得更加脆弱易转向。西方政治精英除了通过借助新媒体宣传来影响民意,还联合数据精英以算法影响选民政治心理干预选举,这一事实更值得关注和警惕,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大数据技术武器之下民主的脆弱,是新技术对西方旧的选举式民主制度形成重大挑战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通俄门”、脸书泄露用户隐私信息等一系列西方热门话题都指向了同一个词——基于心理数据的定向干预,作为一种政治营销手段,它可以理解为“以记录心理数据为基础通过算法进行的一对一网络定向干预”。政治领域的心理定向干预包含了以下五个基本步骤:(1)收集数据:上网者使用互联网时留下了海量个人隐私信息,被互联网公司保留下来形成大数据库。(2)获取数据:雇佣方可以直接同持有数据的公司建立商业合作来委托该公司在自家平台上开展定向广告营销,还可使用网络问卷调查和爬虫软件获取数据,或者以黑客攻击、私下交易、转手倒卖等非法方式获取数据库。 (3)以评估模型分析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数据库中分析出有用信息,如用户的姓名、年龄、性别、收入和教育水平、社会关系、个人喜好等,据此建立一整套个体政治心理评估体系,对数据库里的人进行政治人格分类和政治倾向测定,并最终确定干预目标。 (4)个性化干预:基于对目标个体的心理评估,在目标上网时向其持续、稳定地推送为其量身打造的内容,如言语攻击、灌输恐惧、强化认同、制造怀疑、散布谣言,以此塑造、强化或改变目标个体的政治心理偏好,从而改变其投票行为,最终影响投票结果。(5)动态反馈:实时获取目标新的数据信息并进行分析,把握目标心理变化并对干预过程进行重复或者调整。以上各步骤完全是一个实时的、动态的、全自动的过程。

    英国脱欧公投前,脱欧派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在线广告中,并与一家名为聚合智囊的数据公司合作,通过网页和社交媒体向特定的选民投放了超过10亿次的定向广告,这被视为影响脱欧的重要因素。而真正引发全球热议的是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它自称是“全球领先的数据驱动型传播公司和行为改变者”,其母公司英国SCL公司是一家行为分析和战略传播公司,曾是英国国防部心理战武器的提供商。剑桥分析被证实运用心理定向干预技术先后参与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剑桥分析通过私下转手交易获得了脸书公司涉及3000万美国人的隐私数据用于建立心理干预算法模型。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剑桥公司受雇于共和党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并把工作重点放到了摇摆州,尽管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正面回应,但仍被媒体广泛认为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因素。最终,因非法获取脸书用户隐私信息丑闻被曝光,剑桥分析申请破产,但通过心理定向干预技术操纵民众思想来影响选举的行为才刚刚开始,它不仅威胁着民主制度的规则,还增加了选举式民主国家受到外来政治干预的风险。肯尼亚政治学家尼亚波拉曾指责剑桥分析等外国公司在2017年肯尼亚大选中操纵选民、破坏民主制。当前,尽管西方国家已经在着手规范竞选中的技术干预,如2018年英国选举委员会裁定脱欧派在社交媒体上的定向干预行为违反了选举法,但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有效监督监管机制的建立将会是滞后而困难的。

     (四) 以数据驱动决策

    “一切用数据说话”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信条,人们习惯于将统计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然而数据本身却不一定可靠。不同的指标体系、统计方法的差异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数据,从而把决策者导向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所言:“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以事实或者纯粹的理性为基础,但其实永远不会。(对于鼓动者来说)关键是在理性和事实因素的基础上产生非理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必须用事实来支持,而这种非理智的狂热也必须能够用严密的逻辑证明。”数据让建议看起来更加客观,而被筛选过滤后的数据本身就暗藏目的性,通过提供符合自身利益的数据给政府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意大利政治学家费尔拉蒙蒂提出了对于过度依赖大数据进行决策的担忧,认为数据驱动决策的逻辑破坏了代议制民主:“数据权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支撑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委托-代理’关系,公民和委托人被数据代理人控制。基于标准化评估的目标政治已经入侵了公共管理的大部分领域,而主观性和自由性曾是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相信以数据为证据的人,即便各种目的的数据造假都如此容易。”

    不仅在政府决策领域,政党的竞选决策也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分析。早在大数据技术出现以前,通过民意调查数据预测选举结果就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机器学习让数据预测可以更加准确、方便、及时、低成本,实时预测更是让数据驱动选举策略成为政党的必然选择。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印度开发的MogIA预测机器人通过排除无效评论、实时感知舆情变化,将选区划分、历史和选举制度因素纳入预测考量,最终准确预测了特朗普的当选。这场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雇佣了数据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展宣传战,实时分析选情并决策、网络广告投放、新媒体精准定向干预等技术手段交替上演,被媒体称为“第一场数字化竞选”。当数字技术在竞选和投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民主政治越来越像一场政党精心编排、政治家精致表演、数据科学家预测、网络精英干预、民众被操纵的精英游戏。

作者简介

姓名:杨春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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