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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2020年03月11日 21:43 来源:《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 作者:韩召颖 黄钊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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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战略转向;特朗普政府

    作者简介: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黄钊龙,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13&ZD049)。

 

    冷战结束已近30年,从克林顿到特朗普,美国前后已更换了四任总统。在此期间,国际权力格局一直在发生变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紧跟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与转型不断调整。特朗普政府上台两年多来,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与以往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另类”,随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是否正在发生根本变革,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

    本文选择自冷战结束后迄今美国大战略演变的长时段入手,依次分三个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探讨,以求全面、客观地把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第一部分在对大战略的概念做出理论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立体分析框架。后两部分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演变的具体特征及其变革原因进行详细考察。最后是结语。

    一 大战略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 大战略的概念

    虽然现在以大战略为名的学术研究日益增多,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战略概念的广泛使用仅肇始于冷战的结束。作为一个比较新颖又越来越流行的理论概念,大战略的含义似乎太过模糊、混乱和不稳定,以致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认为,所谓大战略只不过是一个时髦术语而已。这意味着首先需对大战略的理论内涵进行清晰界定。

    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首先明确将大战略从传统战略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对其进行了定义,在他看来,“所谓大战略,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是一群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则将大战略定义为“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对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从哈特和科林斯的相关定义中可以看出,大战略关注的手段是一国或国家集团所拥有的一切力量,不再局限于传统战略概念对军事力量的强调,大战略关注的目的也不再是传统战略观念对军事胜利的关注,而是更加看重战争背后的根本政治目的,即大战略的视野超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正是在此意义上,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中才认为,大战略“关注和平与关注战争一样多(经常超过对战争的关注)。它是对政策的改进和整合,这些政策应该执行数十年,甚或几个世纪。它不以战争结束而终止,不以战争开始而开始”。作为哈特之后战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肯尼迪的相关认知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大战略关注目的的这种根本性变革。

    尼娜•斯洛芙(Nina Silove)最近研究发现,正是得益于1991年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一书的出版,尤其是2000年肯尼迪与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等人在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的开办,以大战略为名的相关研究才逐渐丰富。然而,正如斯洛芙所说,虽然不同学者在大战略概念的具体内涵上还存在争论,但从现有研究中不难看出,大战略概念的基本属性和特征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即在时间范围上是长期的,在目的上关注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且与最重要的优先选项相协调,在手段上包括所有领域的治国才能(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基于此,可以将大战略视作“为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目标而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力的各部分(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的艺术和科学”。

    (二) 大战略的分析框架

    概念的清楚界定为构建一个可验证、可重复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基础。作为一个在既定时段内有确切内涵,同时又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考察对象,大战略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立体”剖析。所谓“横向”视角主要考察在既定时段内大战略的具体内涵,关注“是什么”的问题;“纵向”视角则聚焦于大战略出台和演变背后的内在逻辑,关注“为什么”的问题。

    对从“是什么”的角度来构建大战略的“横向”理论框架来说,柯林斯在其著作《大战略》一书中较早对其进行了擘画。他认为,大战略的分析结构首先是对目的的确定,在现实战略运筹中就是将抽象的国家利益明确为具体目的与目标的过程。接着是对威胁的界定,对威胁的界定使大战略真正落到了需要互动的实践中,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目标和政策只有在与国外各种威胁联系起来考虑,才有意义”。最后的关键一步是决定“如何做”,即立足对目的和威胁的界定,遴选和确定如何使用现有的资源手段(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应对威胁、达到目的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大战略进行“横向”分析时涉及三个步骤:(1)确定国家利益或目的;(2)界定威胁;(3)确定最终如何应对威胁、实现具体政治目标的方式。在实际研究中,学界也普遍遵循这三个步骤,例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在其著作«美国大战略»中,首先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出发,甄别出了美国的六项国家利益;接着依据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属性的分析,确定了美国的众多威胁;最后论述了应对威胁、维护国家利益与目标的方式。巴里•波森(Barry 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在关于美国大战略的经典论述中也沿用了这种分析逻辑。

    对从“为什么”的角度构建一套“纵向”分析大战略缔造和演变逻辑的理论框架来说,尽管不同国家在制定各自大战略时所考虑的因素和遵循的程序不完全相同,但若仔细对这些不同的方式进行比较,也可以窥见蕴藏其中的某些共同逻辑和一般规律。在关于大战略缔造与变革逻辑的研究中,传统的战略学家(多为历史学家)很少对大战略产生与变革的逻辑进行一般性思考,也不把兴趣放在构建一套解释普遍现象的理论框架上。所以,目前从更普遍的理论层面去解释大战略变革问题的研究多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著述,如果从宏观上对这些理论研究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决定论,一类是以批评新现实主义姿态出现的国内/个人意象决定论。

    结构现实主义的初衷虽然并不是解释国家层面的大战略问题,而是致力于解决国际政治结果和体系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宏理论,但正如詹姆斯•菲伦(James Fearon)等人所认为的,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这种二分法实质上有点夸大了。实际上,“尽管结构现实主义旨在解释国际后果而非外交政策,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它的前提中推导出一个国家行为的外部驱动模型”,也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在逻辑中暗含一种结构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的结构决定理论。对结构决定论来说,诸如国家类型、领导人意象等一系列单元和个人层次的变量都无法对国家的大战略制定和变革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唯一产生作用的要素是经过沃尔兹分离后的体系结构(大国间实力分布)。坚持“内政决定外交”的学者所持的原则立场与结构决定论正好相反。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和阿瑟•斯坦(Arthur Stein)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代表,如书名所示,书内收录的每篇文章都是从国内政治或领导人个人角度对大战略的缔造与变革进行解释的。他们认为,新现实主义对大战略的见解是忽视国内压力、克服经济限制、抑制意识形态偏向的国际压力决定论。与结构决定论相反,他们更加强调单元和个人两个意象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约和个体观念等)对大战略的影响,他们主张“大国当中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对称性的国内条件是大战略可行性的主要决定因素”。简而言之,与新现实主义不同,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大战略是国内因素塑造的结果。

    综合来看,这两种理论路径都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结构决定论完全忽视了国家和领导人层次对大战略施加的影响,纯粹将国家视为一种自动的、理性的和单一的行为体,虽然对从长时段把握一个国家的战略走向有较强的指示意义,但对认识具体的现实问题来说太过宏观。同样,对国内和个人因素决定论者来说,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他们在具体研究中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沃尔兹所批评的“还原主义”路径,即试图用行为体内部的因素去解释行为本身,而忽略了国家所处的外部体系对国家所施加的重要影响。因而,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整合两种路径的思路,将结构、国家和个人不同分析层次的因素都纳入大战略的“纵向”分析框架当中。

    具体而言,体系层次对国家战略行为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变量无疑是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格局,即一定时期内大国实力的分布状态。由于生产能力存在差异,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间积累后就会带动国际格局的调整,不断变动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决定国家的大战略需要不断进行变革。在国际权力格局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刺激下,国家领导人需要重新把握客观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形成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政治运作机制的程序实现对大战略的革新。具体来看,有可能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单元和个人层次变量比较繁杂,战略文化、领导人性格、政府能力及精英认知等诸多因素都可被当作关键的“中介变量”。在最新研究中,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Ripsman)等人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进一步分析,将其重新概括整合为领导人意象、国内制度、国家—社会关系和战略文化四个变量。对大战略的产生与变革来说,首要的参与者无疑是以个体领导人为代表的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决策精英,外部因素最直接的作用对象将是领导人个体,因此,领导人的个人意象(信仰和人格特质)及其形成对事物的具体认知是结构传导的最重要中介变量。此外,从国家层次来说,领导人代表的行政机关必须与国家的其他制约机构(议会)进行博弈,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具体形态始终会对大战略的出台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掌权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必须与拥有不同利益的其他院外集团进行竞争,甚至是和普通大众就国家大战略的走向进行沟通,因而,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会影响大战略的制定与变革。从更一般意义来说,一个国家独有的战略文化,即一国对世界抱有的整体看法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一直影响一国大战略的制定。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立体”分析大战略,可以为考察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对“横向”维度来说,理解大战略“是什么”,要紧紧围绕战略目的、战略威胁和战略措施三大要素展开。对从“纵向”维度更深入理解大战略的变迁逻辑,即“为什么”,要明白大战略本身就是国际体系压力的经验评估和一国外交政策执行者内部战略思想竞争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一逻辑,真正理解“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从而在实际分析中做到对体系、单元和个人各个层次变量的统一。

作者简介

姓名:韩召颖 黄钊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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