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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国相互定位及时代特征分析
2020年07月29日 09:34 来源:《国际展望》2020年第3期 作者:杨洁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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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值此国际形势面临百年巨变之际,一些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体系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正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到21世纪中叶,国际社会或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将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继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动态调整国家定位,稳定大国关系并推进周边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新公域的治理能力,建设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不负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殷切期望。

  关键词:时代特征; 国家定位; 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邮编:200233)

 

    人类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迎来了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和国际形势的百年巨变。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许多全球和地区大国都在为此而调整其国家定位。大国向来是决定国际关系极其重要的因素,而探讨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共同定位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顺应历史潮流,也有利于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进行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大国定位和时代变迁

  随着地理大发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形成,世界进入殖民和资本大国的争斗时代后,陷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春秋无义战”。但是,国际社会在一战和二战后先后进入“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从此掀开了国际关系史的新篇章。

  (一)政界和学界的国家定位

  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国家定位既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国家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

  当代大国政界在国家定位时大多是注重现实需要和目标导向,重点关注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权益。美国自我定位为世界领袖和西方盟主。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想要领导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中国的自我定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并将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普京主政后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世界大国和当代世界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法国认为“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重提“法国精神”,突出“与众不同”,意在重振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印度则要从单一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外交和军事的综合大国,2019年5月27日莫迪在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时表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拥有同一个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以便在未来5年内重拾印度在世界秩序中应有的地位。”

  学界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国家属性及国家定位与国际体系/秩序的逻辑关系上。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中国学者蔡拓认为,国家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zan)指出,国家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大国的主要界定标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如重塑国际外交、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军事联盟并解决问题等。日本学者神谷万丈认为,一个国家的定位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对外关系互动。地缘环境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与不同国家互动的紧密程度决定了该国的外交优先层级,换言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收益的地方。国学者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Godelier)则强调在国家定位时要加大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经济等因素的权重。

  综上所述,国家定位是一国根据综合国力界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权益,并决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国家在定位时还要加大历史、文化和道义等因素的权重。而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还需要对国家间的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大国定位的基础和发展

  大国定位始终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但还需要考虑不同时代的条件、特点和大国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大国在确定基本定位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相关政策,以争取更多的主动和主导权。

  国家定位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而定位于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口、领土、自然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客观条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等都符合这一条件。二是全球和地区的治理能力。大国不仅需要具有治理本国的能力,还要在全球或地区治理方面能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发挥引领作用。例如,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能够发挥治理的引领作用,南非在南部非洲也具有这一能力。三是国家的发展潜力。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因其现实力量和发展潜力,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具有大国地位。

  大国在定位时还要确立近、中、远期的发展目标,以此决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首先,战略目标的发展方向。这是国家定位的大方向,具有鼓舞人心和提振信心的作用。发达大国的目标往往是延续其现有的主导或领先地位,发展中大国的目标具有奋发向上和赶超的特点。其次,战略目标的阶段性和领域性任务。国家在确定长远的总目标后,还需要进行阶段性和领域性的分解,细化和深化的目标便于战略部署、具体落实和梯次推进。再次,战略目标的实施。战略目标的意义在于落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令世界瞩目。但也有的大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例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2年11月27日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让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但日本至今仍未实现这一目标。又如,普京2008年提出在2015—2020年期间使俄罗斯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世界前五强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

  大国在进行自我定位时,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背景,存在多种国家定位。例如,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自由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国际上也有政治上的西方和东方、经济上的北方和南方、综合实力上的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划分。中国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这种划分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因此,在比较各国的国家定位时,要尽可能地在相同或相近的类别划分中进行。

  (三)大国定位的时代背景

  大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是时代的塑造者和推进者。同时,时代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将长期制约大国的自我行动和互动。第一,近代和现代的时代背景。大国的国家定位和国际互动是在一定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只有充分认识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大国定位与历史发展的互动逻辑,汲取大国成败的经验教训,把握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脉络方向。

  16世纪到19世纪是殖民和资本大国的争斗时代。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时期,西方大国在国内发展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和加强军事实力,在国际上主要通过战争来维护和加强其有利地位。西方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充满血腥和残酷,埃及、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文明古国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物极必反,殖民和资本大国在大肆扩张和无耻掠夺之时,也是其走向衰败的开始。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那样:“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为亚洲西方式的革命奠定物质基础。”

  20世纪初,已经崛起的美国在孤立主义的旗帜下蓄势待发,欧洲大国却还沉浸在“欧洲中心”的幻境之中。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法国、俄国等组成“协约国集团”,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组成“同盟国集团”。在这两个相互为敌的大国集团厮杀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殖民和资本大国的错误定位既导致了一战,又为苏联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此后,世界进入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也具有了时代意义。

  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意义在一战后的大国博弈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中继续深化。一方面,欧美大国的相互定位羁绊于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之中,一战“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继续较量,英、美等守成大国和德、日等崛起大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到了无法妥协的地步,最终再次引发了世界大战。另一方面,革命形势也日趋成熟。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中,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全世界传播。在二战后的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达到了历史高潮,大国围绕美苏两极进行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两大对峙集团。

  20世纪下半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步形成和确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大国之间实际上达成了避免世界大战或核战争的共识,共同管控有限战争并进行裁军谈判。在世界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世界发展问题总体向好,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梯次增长。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在世界范围内对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强有力推动。如果说欧美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则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发展中大国在维护时代主题和解答时代命题中更是承担起了历史使命,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正能量和发展动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发展。时代观是对一定时期世界形势的总体概括和基本看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源自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思想,列宁根据一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学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等相继发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命题的论断。当前,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急剧上升,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巨变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对当前和未来的时代问题和大国定位的指导和遵循。中国努力探索和回应世界从哪里来、在哪里和往哪里去的重大时代问题,在丰富的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中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还指导着中国学界的专业研究,促进了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学理研究,加强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战略等的学科建设,促进了学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建设的学术贡献。

  第三,共同创造和引领、主导。时代问题的实践和认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世界各国都为此努力实践并作出贡献。同时,在时代的过渡和交替时期,大国如果不能在经济社会基础和思想理论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将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在国际社会的进化和突变中,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推动了时代的更迭。由于历史局限,近现代以降的大多数时代主导者是少数西方大国。当今的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发展中大国开始成为参与和开创的主体,这加强了新的时代基础和动力,体现了“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的前进方向。

  历史一再证明,时代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充满了艰难曲折,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不断斗争和妥协、竞争和合作。发达大国承认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是一回事,与后者分享政治经济权益又是另一回事。在两大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时代观及各自的战略和政策。美欧在东西和南北关系方面并非完全一致,有的发展中大国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早日跻身于美欧发达国家的行列。发展中大国群体的综合实力只有实现了与发达大国的基本平衡,才能与之共同主导当今时代和引导未来时代。因此,发展中大国在时代问题上,不可重走发达大国特别是霸权大国的老路,要坚持共同调整和创造,深化全球经济发展合作,超越传统政治思维定式,探索新的主流理论体系,建设互利共赢的体制机制。

  二、百年大国定位的启迪

  一战至今百余年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揭示了时代与大国定位互动的基本规律,留下了有益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展示了思想理论的进步和困惑,启示着当代和未来的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

  (一)大国定位和作用的时代特征

  一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进步因素在斗争中壮大,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世界各国互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地域和领域;大国定位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辨别,并在实力、利益和道义等方面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第一,实力基础和实力透支。大国在综合实力方面总是强于一般国家,但过于信奉实力和实力透支也是许多大国衰败的重要原因。英国、美国、苏联等在不同时期都是称雄一时的全球大国,法国和德国在欧洲大陆以及日本在亚太都是地区强国。但物极必反,这些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其有限的实力和无限的扩张之间的差距,最终受到历史的惩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和全面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中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坚持“不称霸”和“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选择,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第二,国家利益的发展辨析。从本质上讲,20世纪以来的西方大国延续了欧美在殖民和资本大国争斗时代的国家利益观,但在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上毕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胜利者,可以在自身主导下的全球利益中推进国家利益。欧洲大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探索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的相互促进。社会主义国家自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国家利益进行了革命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列宁主张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但因其早逝而未能在苏联的内外政策中真正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指导和遵循,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在国家利益上又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进步,倡导正确的义利观,丰富了当代国家利益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道义标准的比较竞争。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社会的进步等推动了国家间关系的互动,也提高了对大国的道义标准和要求。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他提议参加的一战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美、苏、英等在二战时共同高举反法西斯旗帜,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二战后的外交原则基本上是“领导、利益、安全、民主”,欧洲大国特别重视规范、规则和多边主义,印度则强调独立、自主、协商等原则,这些都说明了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国际社会不仅要求大国应对和解答时代的命题,而且要求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深入探索,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树立国际关系新的道义和道德标准。

  (二)发展中大国任重道远

  发展中大国一般指二十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它们大多为二战后新独立和解放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国家在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先后开创了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等集体合作运动,逐步形成了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

  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之一,这一群体推动东西和南北力量逐步趋向平衡,促进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但是,发展中大国的强项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方面,今后还需要增加在国际政治、安全、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发展中大国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和具备质变飞跃的条件,才能彻底纠正历史的不公正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展中大国在定位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它们总体上自我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但它们的相互定位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中国强调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共性,印度、巴西、南非强调其民主政治共性,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根廷强调地区大国共性。更多的分歧在于它们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互定位。中国把发展中大国视为一个整体,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形成东西政治关系和南北经济关系。印度游走在发展中大国和欧美国家之间,旨在成为东西方和南北间的特殊一方。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等国同美国或/和欧洲的大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显然,发展中大国需要缩小相互间的矛盾分歧,继续提高群体意识,夯实共同定位的基础并聚焦共同的奋斗目标。

  (三)丰富和发展思想理论

  伟大的时代需要和呼唤与其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国际社会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第一,发扬光大历史进步思想。国际社会尽管还存在许多过时甚至反动的主导思想理论,但越来越多的大国在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总结出更加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理论,并以此指导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例如、一战后国际联盟宪章中的合理思想部分,二战后法德联手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法国戴高乐总统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思想,以及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提倡的不结盟思想等。因此,“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此外,一些大国还在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生态、卫生等方面形成共识,进行了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理论建设。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国理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等的实践中,创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大国理论。与资本主义强调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的大国理论不同,社会主义的大国理论强调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殖民地民族等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同时,对国际关系和大国作用等也有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思想和周恩来力推的求同存异思想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体现了理论的指南作用。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和命题思想、国际新秩序的原则等,深刻地揭示了大国定位和时代特征的相互关系,对现实和未来的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中小国家的实践和理论贡献。在现代和当代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虽然大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中小国家的作用也在日益提高。例如,西方的中小国家在地区主义、南北对话、国际维和、中等国家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又如,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在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加快经济增长、推进社会进步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再如,西方和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共同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四)大国领导人的特殊作用

  大国领导人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定位方面更加需要认清客观形势和正确决策。纵观世界百年风云,不难发现条件基本相同的大国往往会因不同的领导人而产生不同的结局。

  第一,大国领导人在本国、本地区和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负有特别的责任。一战总体上虽是非正义性质的,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等战胜国领导人为战后成立国际联盟所进行的努力也不应被全盘否定。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袖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等领导同盟国集团战胜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并推动成立了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在局部战争和代理人战争方面有过许多不光彩的纪录,但是对世界大战和核大战有所顾忌而不敢肆意妄为,客观上避免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在后冷战时期,布什父子总统的作用正好相反。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获得联合国的支持,并见好就收;小布什总统信奉先发制人战略,把联合国抛在一边,一意孤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从此使美国开始失去单一超级大国独霸的地位,转入下滑进程。

  第二,大国领导人较以前更加重视经济与发展。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领导人专注于战争和战时经济,很少顾及整体经济与发展问题,但美国还是设计和推行了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安排。二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一方面,美欧和苏东相继实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和转型,世界经济进入较长的增长期。另一方面,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又拖累其经济,美国困于越南战争,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冷战结束后,大国又从综合国力竞争的高度看待经济和发展问题,加大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科技革命的力度,并重视福利、医保和社会稳定问题。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的知识经济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印度在瓦杰帕伊、辛格和莫迪等总理的领导下经济进入世界前列。普京总统努力改善俄罗斯的经济窘境并倡导了欧亚经济联盟等地区合作机制。此外,大国领导人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等也更加重视,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增强了国际社会的全球合作意识。

  第三,大国领导人还通过双边和多边会议推进国际议程。随着全球事务的需求增长和国际交通的便捷化,大国领导人的国际会晤和会议频度变密、作用加强,成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重要的机制。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领导人的系列会议为战后安排奠定了基础。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也有机制性的创造。冷战结束后,全球性和地区性领导人会议成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中大国来说,领导人会议使他们得以在国际重大议题上有了机制性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等。而且,发展中大国领导人还可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争取更多的规制权和话语权,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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