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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范生成:理论反思与模型建构
2020年01月27日 10:23 来源:《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潘亚玲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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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尽管历经多次演变并提供了规范演进的详细分析,但国际规范的理论研究迄今仍对规范生成语焉不详,背后隐含的道德等级制假设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规范性崛起极为不利。建构国际规范生成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有利于从根本上理解规范生成后的扩散、内化乃至侵蚀与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演变。国际规范的生成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时空环境的演变意味着规范生成具有较明显的路径依赖——但这不利于规范的生成。因此,规范生成的理论建构核心在于如何突破历史路径:以历史演进为基础,通过安全化操作提供规范生成的道德必要性和时间紧迫性,使规范的理性设计成为可能。由于历史演进不可避免,国际规范生成绝非全然创新,其规范结果更多的是越来越复杂的规范复合体;复合体内部的规范新陈代谢也使得规范生命周期变得完整,这对解释规范竞争、侵蚀和死亡等具有重要助益。由此而来,非西方国家的规范性崛起战略既要充分利用安全化逻辑实现创新,又要兼顾规范复合体确保其延续性。 

  关键词: 规范生成;路径依赖;理性设计;安全化;规范复合体 

  作者简介:潘亚玲,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人文交流研究(19JJDGAT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一律由作者负责。 

    

  导言:反思国际规范生成研究的缺失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规范意涵日益明显且攻击性越来越强:尽管奥巴马总统强调不能让中国制定国际规则,但一方面他事实上更多指向国际规范甚至国际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在阻止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允许中国制定国际规范;相比奥巴马总统的含蓄,特朗普总统更是颠倒黑白,通过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规范即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赋予自身破坏和重建国际规范的合法性——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摇身一变成为重塑贸易公正的实践。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可:在美国国内,认为中美贸易不公平的公众比例在2018年中期达到62%,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美日贸易的看法;在国际上,美国、欧洲和日本也结成了某种针对中国的战略联盟,尽管美国对后者也采取了诸多贸易限制措施。上述事实导致一系列疑问:奥巴马总统不让中国制定国际规则与规范的自信源于何处?特朗普如何为自身的破坏性行动正名,使其从规范反倡导者摇身一变为规范倡导者?这事实上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国际规范是如何生成的? 

  回顾国际规范的相关理论研究发现,对国际规范生成的理论研究相当欠缺。直到冷战结束前,国际规范的生成、发展和扩散都被认为是少有的研究主题;随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逐渐兴起,规范研究也相应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主流领域。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有关国际规范动力学的研究不仅确立了国际规范是既定身份下恰当行为标准的主流界定,还奠定了规范从创建、扩散直至内化的生命周期分析;此后,有关国际规范的研究主要围绕规范的扩散、内化、竞争等展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道德世界主义视角下的规范扩散与内化研究,即由规范倡导者推动扩散的规范往往被解释为普遍性或世界性的,进而其扩散和内化就变得理所当然,而抵制规范扩散和内化则既不合法也不道德;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转向国际规范的本土化,核心是理解国内变量如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在国际规范演变中的作用,强调国际规范的主动适应而非地方变量的积极角色,因此,诸如战略选择与战略适应,嫁接、辅助性等概念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关键词;第三阶段的研究重点转向规范的挑战、竞争与衰退,尽管同样重视本土化,但这一阶段的理论旨趣转向地方变量的积极角色及由此而来的主流理论的某种悲观情绪,因此,在少数学者强调规范竞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多学者关注的是规范侵蚀、衰退乃至死亡。 

  当然,在由单一线性逻辑转向多维多向发展、道德世界主义色彩逐渐降低的同时,对国际规范生成的研究也并非被完全忽视。首先,诸如规范生命周期理论、规范进化模型或规范的基因类比模型等宏观理论模型,往往涵盖了规范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而也对规范生成作了概略讨论——但由于规范生成或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被默认为规范研究的起点,因此往往被一带而过。例如,尽管提及国际规范的发源和兴起问题,但芬尼莫尔和斯金克在后续论述中仅讨论规范兴起,并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机制是规范倡导者的劝服,事实上仍跳过了规范的生成或发源问题。其次,与宏观模型相对,微观模型往往将国际规范生成理解为具体的政策决策,即对国际生活中社会问题的承认、处理和解决,如聚焦规范倡导者的议题采纳或规范生成前的谈判,但因过于微观进而无法展现国际规范生成的全貌。最后,居于宏观模型与微观模型之间的中等模型相对较为具体,如描述跨国和国际规范执行的螺旋模型、信号模型或翻译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国际规范的生成,但由于更多聚焦案例研究,概念化与理论化均不充分。受国际研究影响,国内对规范生成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同样主要聚焦国际规范扩散,即使有少量涉及国际规范生成的研究或者过于微观,或者过于简略。 

  缘何国际规范生成问题在国际规范理论研究中居于边缘地位?尽管难以明确判断其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刻意忽视,但显然,国际规范生成研究的缺失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从理论上看,由于规范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成,如果无视规范生成之初的各种论争,则难以理解其生成后的扩散、竞争、侵蚀、替代甚至死亡;或许正是这一原因,才导致芬尼莫尔和斯金克最初提出的国际规范生命周期模型如此简单和不完整,并坚持一种充满道德色彩的线性逻辑。考察其实践影响,或许更能理解其理论旨趣:由于主流的国际规范理论都假设了规范创建/兴起时期规范倡导者的正确性,进而建构出充满道德色彩的国际规范行为体的等级制,由高至低依次为规范倡导者、规范追随者、规范接受者和规范反对者。这一国际规范的道德等级制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一方面由于主权国家诞生以来西方国家总体上把持着国际体系权势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西方国家总体上把持着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往往被假定为理应的规范倡导者,而广大非西方国家更多是规范追随者或接受者,更有少数非西方国家被认定为规范反对者,由此在国际规范演变中也存在一种中心边缘结构,限制着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演变中的角色。由于被赋予特定角色且难以改变,因此,不同行为体采取的相同规范行为就具有不同的道德正确性:美国作为最大的规范倡导者,其破坏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建设性的;而诸如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其对规范扩散的抵制可能被认为是规范反对者,对规范破坏行为的反对可能被扣上规范反倡导者的帽子,对过时或不合时宜的规范的修正或调整可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寻求更大的规范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最根本的是要解构国际规范理论所暗含的道德等级制,其核心是理解并将西方语焉不详的国际规范生成机理完整地建构出来,推动国际规范生命周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这正是本文的初衷。文章将首先分析国际规范生成的时空环境——没有任何规范是在真空中生成的,进而探讨国际规范生成过程中路径依赖与理论创新如何得以实现及由此而产生的规范后果,以期建立完整的国际规范生成模型,为非西方国家实现规范性地位上升或崛起提供理论参照和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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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潘亚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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