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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
2019年12月03日 09:18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 作者:阎德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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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变革方向、时势与动态体系的整体把握、智慧与外交实践的相辅相成、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的保障、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的观照等五大方面.精准发力,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成功激活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062)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批评说:从近代到现在,西方学者一直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中国,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我们不能过分谴责西方人的偏见,主要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因为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只能是自己的责任。中国早已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但有些人的思维和思想还处在“被西方殖民”的状态。在他看来,中国很多学者做的都是假知识,没找到中国自己的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中国的证据”,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中国在没有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大国。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不能只强调形式化和方法论上的“科学”,中国需要一位有智慧、有德能、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来触动知识界,激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自我启蒙的意识,重塑信仰,心怀天下,关注社会。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一战后,此前,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内容应是外交史和国际法。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获得真正的学术自由,研究者开始从广义的跨学科视角来建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内核,以区别于其他学科。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说是广义外交政策理论的真子集,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外交决策的观念认知系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中,凡是因变量成为对外决策过程的环节或是对外政策的结果的理论,都可划人外交政策理论范畴,而外交政策出台前的种种客观信息必须通过决策者过滤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包括强调客观性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注重阐释性的建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应属于宏观层次或整体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由于过多强调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内核建构,忽视决策者的参与特性和决策过程的动态特征,结果造成二者的乖离程度日益加大,学科的分化程度也愈发精细,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不能为外交政策理论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忽视了300多年来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一个规律性特征,即在每个时代的嬗变和历史转折期,往往会出现新的理论成为时代发展的指导,譬如,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欧洲中心论”等,19、20世纪之交大国争霸的“海权论”“陆权论”以及“帝国主义论”等。 

  因此,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应该有一个价值回归,对政策相关性研究给予更多的重视,借鉴中国历史上“经史合参”的治学方法,让“理论影响政策”“政策引导理论”成为一种常态,创造当今时代所需的和平发展理论,扬弃西方争霸的战争革命理论。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统合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创新和发展外交政策的大外交理论具有更多优势: 

  首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基因,就是修齐治平的家国天下情怀,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为外交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一直是重点关注领域。自春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核心指导,把政治作为建构人文体系的理想工具,将政治事业融入整个人生当中,而非为了政治而政治,修齐治平的最终归宿是达成“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文化理想人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次,中国学术界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历来强调理论与历史并重的“经史合参”。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历史是理论建构的来源,也是检验理论的手段,所以中国“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 

  中国有着丰富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案例,用史实说话胜于理论上的逻辑推理。中国经历了古典外交时代备受尊崇的天朝礼治体系,饱尝了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外交,有过四面树敌的革命外交,最终回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诞生于两方的近代外交和国际关系学,发展至今尚未完整经历中国历史上几大王朝的一个周期,何来理论的历史实践之源? 

  中国这方沃土已经诞生出以“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社会演化理论”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升了理论自觉与自信,将助力外交政策的理论性和前瞻性。从哲学意义上说,中国学派诞生的深层原因是无法绕开西方理性主义而产生的“文化焦虑”,进而变压力为动力,诞生出中国学派这一“文化认同”,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8月,《求是》杂志的文章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创造了历史机遇期、正确义利观、全球伙伴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实践,深刻揭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理论,有力激活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将对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 

  按照实践论和方法论的逻辑思考,我们认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上,习近平首先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地区大国、主要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新兴大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国际体系?在变革方向上,中国选择融人全球化国际体系,希望在体系内部进行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这一选择,有着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大势把握与动态变化的整体判断基础,最终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智慧抉择,并通过具体的外交实践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在将种种愿景变为一个个现实的过程中,不但要有“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还必须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为坚守底线的战略保障。同时,将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天下主义有机结合的世界情怀,则再次肯定外交与国际关系发展终极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变革方向、时势与动态体系的整体把握、智慧与外交实践的相辅相成、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的保障、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的观照等五大方面,都是中国智慧思考的结果,虽然没有创造新概念,但也不同于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表述。可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加速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促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以学科为导向朝着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导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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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阎德学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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