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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治理”到“全球发展”:全球化时代核心概念的变革向度
2022年07月18日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亮 字号
2022年07月18日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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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概念的提出及被推向“学术层次”至今已近30年,目前或最应反思的是,对它的阐释和研究应转入追求某种逻辑自洽的“道德诉求”,还是应回到这个议题产生的本源,坚持现实问题导向?

  新概念的产生必然用以描述或展望一种新的政治现象。由于诸如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等机构的长期致力于宣传推广,以及经济全球化、移动互联技术对世界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日益直观和强烈地感到,所谓全球化时代和全球治理,并非冠以“全球”和“国际”之名的幻象抑或某种短暂的现象,而是世界和人类无可逆转的基本存在方式走向。“经济动荡的海洋中不可能存在‘繁荣之岛’”,在一些领域,它已对很多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许多活动产生深刻影响。

  一些学者对此表达深刻忧虑,认为全球化时代强化和拉长了领土国家时代造成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链条。英国学者麦克格鲁(Tony McGrew)就说,“当全球化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在世界少数人手中而贫穷与社会排斥持续扩大的时候,‘强者看起来将更强,而弱者会更弱’”。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所谓“全球化”是“与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相联系的,因为他们的命运是被几千里之外的决策,或者交易所、交易大厅、使领馆与官僚机构里一个键盘的敲击所决定的”。这也让大多数对全球化充满了抵触之心。

  如果全球治理体系的存在只是造成和加速这种不平等,它显然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理应加以批判和变革。或正因此,意大利学者福里奥·赛鲁蒂(Furio Cerutti)强调在“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发展中,“公平和正义”就不仅甚或主要不再是“道德价值”,而是“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因素”,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良性和科学发展的必要“道德诉求”。

  关键是将诉求的实现置于何种基础之上。一些批判起初将矛头指向西方利益集团及其在本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中的政治代言人。这有助于我们看到,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很多问题甚或危机,有些是在人类交往扩大过程中客观形成和交互影响的,有些则源自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并长期占据世界秩序主导权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逐利、嗜利行为,只不过“与国家相比”,“市场的国际化”已对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更为直接”或关键,所以它愈加倚重发挥“全球治理”功能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来追逐利益。换言之,现在影响愈加广泛而深刻的全球治理体系,仍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利益集团主导着。

  然而,这绝不等于说一切国家政府皆有“原罪”,更不应进而开出“无政府主义”的“药方”。遗憾的是正不断出现类似的声音,使“全球治理”的概念朝向某种抽象的道德言说或政治信条演变。正如赛鲁蒂所说,相比“作为设计的全球治理”,“作为难题的全球治理”才更关键。而“全球治理”在概念和理论上的不断抽象化,与它实践需求的愈加多样化和具体化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难题”。在长期居于全球治理活动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成为族群和社会撕裂加剧的重要动因,“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声音不断高涨。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治理”概念的抽象化和“超意识形态性”阐发,有意无意掩饰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歧视和专断言行,抹煞了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正当性,这也人为增加了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不确定性因素。凡此都深刻说明,“全球治理”作为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本应在凝聚全球共识、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进程中发挥“思想引擎”的关键作用,却从很大程度上受制和受限于对其诞生产生关键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想语境,愈加难以有效适应和指导全球化时代的实践和变革需求,迫切要求对这一概念体系本身作出重大发展和变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已占全球半壁江山,在科技、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取得长足发展。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国家,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验充分证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人类历史进程,应坚持公平正义,致力改变由此导致或加剧的阶层、族群和地区间不平等问题,但这不应更无法通过自我封闭、“无政府主义”或将既有的世界秩序完全推倒重来实现,而只有从现实的各种问题出发,在务实和具体的发展实践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最近以来,世界发展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全球将近70个国家的12亿人口面临疫情、粮食、能源、债务危机。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全球治理挑战,更应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坚持以发展破解各种现实难题。为此,中国于2021年面向世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发,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担负起全球化时代核心概念的变革使命。

  经过一年来的发展,应看到“全球发展”概念已具备这样几点广泛共识和内涵:其一,它不是泛泛而谈“发展”的重要性,而是主张把它“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国际社会“核心位置”,使“全球发展”成为新的全球核心概念和时代主题。其二,它不是把“发展”概念抽象化,反而是进一步具体化为全球治理中需要应对、解决、改善和变革的实际问题,且首先关注各国人民日常“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问题。其三,它建构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基础之上,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当然,“全球发展”的概念能否形成更加系统的理论体系,科学揭示和推动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难题,关键取决于这一理念能否变成各国维护全球发展合作的实际行动。为此,就应通过着力反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极限制裁、脱钩断供等,切实凝聚各国共识。应更注重团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彼此支持响应全球发展合作诉求,特别是积极搭建各种平台,有效发挥“政府间合作”作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对“实现全球发展目标”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还应密切针对全球治理的重点领域和主要问题,加紧形成多样、多层次、具体和实操性强的全球发展合作机制,如整合升级全球发展合作基金、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以及提升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推进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为各国发展注入新动力,形成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良好氛围。

  最后还应再次强调,倡导和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落实到发展共识和行动的人类活动,才有更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更有力的实现条件。有学者把全球化概括为“开放”与“危险”两大特征,还有学者把全球化概括为“全球正义与人类安全”两大诉求。这都提示安全不仅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正因这种条件作用而被赋予愈加重要的道德意义。

  最近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前所未有地清晰展示,公共安全、领土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各种传统非传统的安全因素交相作用,人类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贯穿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始终的各种安全问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理应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抓手和目标。着力打破各国有关总体安全合作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文化传统等各种有形无形壁垒,奋力推进安全领域的破冰与合作,或成为构建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一个难点却也是制高点,各方携手在此领域的进步,也完全有理由成为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指征。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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