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四人帮”称呼的由来　

　　2005年4月23日，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病逝于卢森堡，享年76岁。2011年，美国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悼念文集《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与全球发展》（Andre Gunder Frank and Global Development: Visions, Remembrances, and Explorations），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这本文集撰写的前言中说：“我结识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我们的观点有许多相合之处。往后几年中，他、我、萨米尔·阿明和乔凡尼·阿里吉经常接触，然后我们合作出版了两本著作：《全球危机的动力》（1982）和《改变革命：社会运动与世界体系》（1990）。我们就被称作‘四人帮’。我们对现代世界的分析方面至少百分之八十具有一致看法，至于我们在有些问题上不一致，那不是我们这个联盟的模式。我们之间的共识领域对我们是最为重要的。”

　　Andre Gunder Frank and Global Development

　　事实确实如此。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这几位出色的左翼学者在研讨第三世界发展、南北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具有广泛影响，从而戏称这四人的学术组合为“四人帮”；与此同时，同他们并肩战斗的发展问题和依附论先驱、巴西左翼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正是这个国际“四人帮”的亲密盟友。 

　　五位左翼国际学者相继逝去及其著作

　　十分痛心的是，在近些年中，这几位出色的学术界战士竟不幸先后去世——弗兰克2005年（1929年生），阿里吉2009年（1937年生），阿明2018年（1931年生），多斯桑托斯2018年（1936年生），沃勒斯坦2019年（1930年生）。

　　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人物，在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都在我国发行，例如他以30多年时间写成的、影响最大的《现代世界体系》四卷集全套中文版就在2013年在我国发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也是一位学术领域非常宽广的学者，他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世界史、发展理论、南北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进行研究探讨，并有独特见解。他对拉丁美洲有深入研究，是依附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1966年发表《不发达的发展》一文的命题，成为学术界分析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依附性症结的名句。弗兰克在后期更多关注世界体系的研究，1993年出版《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与吉尔斯合著），随后在1998年进一步推出新著，中译本《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提出许多挑战性问题，学术界有很大反响，在1999年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大奖。他接着写该书的续篇，在病床上笔耕不辍，去世后遗稿由德内马克参与合编出版，中译本为《十九世纪大转型》。

　　萨米尔·阿明是著名的国际学者，研究领域广泛。他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又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深厚的社会关怀。他是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和设在塞内加尔达喀尔的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批判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强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他发表过一系列论著，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大国的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他的学术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北美的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

　　乔万尼·阿里吉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世界体系研究有重要贡献。他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以及《漫长的二十世纪》等论著在各国广为流传。他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亚当·斯密在北京》，认为21世纪将见证东亚的进步和美国的衰落。他对过去三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进行考察，对未来的前进方向提出建议。许多学者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崛起”的最佳著作。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他既是出色的学者，又是积极的社会改革战士；曾在多所院校任教并负责学科领导，因反对巴西和智利军事政变而几次被迫流亡。但他对学术钻研和理论探讨始终不渝，是深入剖析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历程和南北关系问题的“依附论”创始人，多部有关著作影响深远，例如《依附和社会变革》（1972年）和《帝国主义与依附》（1978）等。20世纪80年代，多斯桑托斯担任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以及教科文组织属下的“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网络”（REGGEN）主席。后者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多次组织并召开国际会议，就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主题邀集各国知名学者与会探讨，产生良好效果。上述国际“四人帮”的几位成员均在必邀之列。

　　“我们之间的共识领域对我们是最为重要的”

　　正如本文篇首引沃勒斯坦在前言中所说，这几位学者对现代世界的大部分的分析都有相同意见，但并非对所有问题都抱一致看法。他们都具有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态度，大力辨析和深入探讨是他们交往和写作中的常事，而沃勒斯坦指出：“我们之间的共识领域对我们是最为重要的”。事实上，这充分反映在他们对世界发展前景的深刻剖析和高度共识上——

　　沃勒斯坦指出：“如同所有的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也将走向终点。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社会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在不威胁利润最大化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得到缓解。而等到资本主义灭亡之后，下一个世界体系可能是更加平等的，使它变成现实的力量来源于普通民众。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极有可能是现有体系的替代者。”（《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从1998年10月1日开始，在每月1日和15日发表时局评论，坚持不断，直至2019年7月1日，共计500篇之多，中心思想是探讨和论述现代世界体系转型和变革的可能性，对学界和广大读者有深刻启发。这500篇评论的洋洋大观都连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海外传真”栏目上。

　　弗兰克把几个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作了新的论述，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把中国（和印度）置于亚洲的中心，认为中国在世界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极为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他在《白银资本》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说：“通过分析证明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情。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ing，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

　　阿明宣告：“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体系，事实上是金融化、全球化、和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在我们面前发生内爆。垄断资本主义体系显然无法克服其日益增大的内部矛盾，不能避免在疯跑中向前暴跌。这个体系的‘危机’正起源于它自身的‘成功’……，普遍化垄断资本体系已经进入了被证明其无法推行稳定发展的危机期。我们正在应对一场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因此把建设更高阶段文明的必要和可能提上了日程——那就是说，进入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分析现在进行的斗争与冲突，看到它们质疑帝国主义统治的远景，将使我们正确地看到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南方国家的兴起。”（《不平等的发展》新版前言）

　　阿里吉提出：“斯密关于世界文明更大平等基础上的世界市场社会的观点，现在似乎比1776年《国富论》出版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确切。21世纪，中国很有可能再次成为那种斯密描述的在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指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放弃渐进主义、转而采取所谓“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休克疗法。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从未把目标（人民福利）混同于手段（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它认识到，要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避免大规模失业，创造就业必须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中国自由化是逐步进行的，采用的方式是确保把配置不当的资源转移到能够更有效利用它们的地方，而不是把它们滞留在于事无补的失业中。（《亚当·斯密在北京》）

　　多斯桑托斯确信：“更直接地把关于依附国世界的革命的分析推向前进的人是殖民地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27年他就描绘了中国阶级结构的特征。后来又在1939年指明了革命将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毛在那时就阐明了中国革命具有反帝、民主主义和工农的性质，以及它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规律。”多斯桑托斯指出：“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将由无产阶级及其军队和政党领导，还将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毛的理论贡献因中国革命的实践而被戴上了桂冠。这一理论框架在朝鲜和北越获得巩固。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事例中出现了新的现象。那里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尤其在古巴，那里的革命清楚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60年代在依附国世界，特别在非洲，出现了广泛的革命变异，社会主义在非洲有时以非常独特而新颖的形式直接从由政治先锋队——有时是临时组成的——领导的部族社会产生。”（《帝国主义与依附》）

　　这些看法就是他们对世界发展前景的剖析与共识。他们渊博的专业学养、出色的学术贡献、深刻的治学精神、正直的学者品格永远受人敬仰！

　　“赠给我战斗中的兄弟高铦”

　　由于我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同他们有许多相合之处，在交往和接触中，他们的探讨深度和关切范围对我大有启发和帮助。例如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命题和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分析，对我在拉美所开始涉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与发展理论，大有裨益。阿明对资本主义的痛切批判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宽阔视野以及阿里吉的明确推理，又进一步使我赞赏他们的战斗激情。加上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帮助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我同他们的关系，也通过我取得他们多部重要著作的中文版权，并多次接待他们来访和交流。多斯桑托斯还多次邀请他们几位和我共同出席他在巴西主持的国际机构学术会议。阿明把他的代表作《不平等的发展》最新中文版送给我，并题写“赠给我战斗中的兄弟高铦”，我荣幸地被承认为他们的战友。

　　作者简介：高铦（1928年11月—），译审。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省金山县（现为上海市金山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同年分配至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和平大会翻译工作，会后留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亚洲研究与翻译。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翻译工作，随后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美国研究与翻译。1976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拉美与第三世界发展。曾担任拉美所经济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理事。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8年12月退休。

　　退休以后，高铦主要从事第三世界发展研究与社科领域学术翻译。此外，还参加中国近代史南社研究，担任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南社学会发起人及理事。1988—1990年被美国圣母大学凯洛格国际问题研究所聘为“杰出研究员”。1999年起，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返聘协助工作。2002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主要著作包括：《拉丁美洲经济》（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合著），《拉丁美洲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合著），《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

　　主要译著包括：《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合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合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合译），《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合译），《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合译），《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合译），《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合译），《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合译），《权力的浪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合译），《发展伦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合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合译），《大学之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合译），《残酷的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合译），《国家的真正财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合译），《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译林出版社2012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台湾联经出版社2019年出版，合译）等，其中许多本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