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民间外交是增强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改善和加强中印关系迫切需要夯实民间外交基础、提升两国深层互信，为未来中印关系发展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中印民间交往源远流长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印之间的民间交往更是源远流长。早在公元65年，汉明帝就派遣蔡音、秦景等人出使贵霜帝国（今属印度）拜法取经；两年后，贵霜帝国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与汉朝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着佛经、佛像同返洛阳，为纪念“白马驮经”，始建“白马寺”；公元627年，唐朝玄奘前往天竺（今属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中印两国家喻户晓，今天西安的大雁塔内还收藏有天竺的贝叶经；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抵达印度南岸，为当地带来先进的技艺，今天印度科钦港仍能看到中国的传统捕鱼技法。古代中印两国的民间交往以宗教交流为主，使者、僧侣是民间交往的主力，但由于受地理环境的阻隔，两国民间的交往交融始终处于偶发性、低频率的阶段。

　　近代以来，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中印民间交往更加繁荣。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徐志摩、林徽因、徐悲鸿等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成为“忘年交”，为此梁启超给泰戈尔取中文名为“竺震旦”；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谭云山，推动创办中印文化学会，并担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首任院长，为促进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印度向中国派遣援华医疗队，柯棣华等五名大夫为中国抗日战争事业鞠躬尽瘁，与中国革命者结下深厚友谊，“印度援华医疗队”被视为中印友谊史上的丰碑。

　　中印民间外交谱写新篇

　　1950年4月1日，印度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初期，两国民间交往在两国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发展迅速，“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广为流传；1952年5月16日，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简称中印友协）在北京成立；1953年12月，中印友协会会长丁西林率领由15位知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为期5周的访问，同年，印度艺术代表团访华；1954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中国艺术团访问印度，受到印度领导和人民的喜爱；次年6月，印度外交部副部长阿尼尔·库马尔·钱达率印度文化代表团访华。然而，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印关系因边界争端、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和意识形态对立一度陷入低谷，两国民间外交在此期间也处于低潮，直到1988年甘地访华，中印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两国民间交往得以正常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印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两国高层的推动下，中印民间外交取得新的突破。2015年6月22日，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迎来首批印度官方香客，标志着印度香客进藏朝圣新线路正式开通；2018年12月21日，中国—印度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2019年10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表示，2020年两国将举办“中印人文交流年”，并将举行70场活动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其中涵盖不少领域、群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提升两国政治互信新路径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回答外国新闻记者关于中印边界冲突提问时指出：“中印之间的争端只是暂时的，这一时的乌云是会消除的，因为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依然坚不可摧。”中印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大国梦和复兴梦，没有理由不维系好27亿中印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强两国民间外交，夯实两国深层互信，有利于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首先，着力加强两国智库和精英阶层的交流合作。中印关系出现紧张局面的一大原因在于印度智库和精英阶层因地缘政治和战略偏见对中国产生的“战略焦虑”。因此，加强两国智库和精英阶层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与印度在野党、传媒界的新老朋友交流，有利于转化固有的地缘政治思维模式，促进思想交流、推动民心相通。

　　其次，依托多层次人文交流拓展民间外交新领域。中印同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文明交流渊源颇深。古代有玄奘、迦叶摩腾，现代有季羡林、泰戈尔，他们为发展中印民间交往树立了光辉典范。未来中印两国需要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努力讲好各自国家的故事，增进两国人民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加强两国文明对话、共同推动两国繁荣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最后，加强对两国民间舆论的正面引导。未来，双方可以借助本国媒体加深相互理解，引导民众理性看待中印关系和历史问题，打造充满正能量的民间舆论氛围，为双方民间外交夯实基础，从理念引导方面助推中印关系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