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霍华德·威亚尔达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随着其调研的深入一直在“变”，从最初发展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变为发展主义理论的批判者，他认为发展主义理论是一种种族主义，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实，非西方国家应基于自身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本土发展模式。随后，他从文化解释视角提出了适合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东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以及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和利益集团视角构建的法团主义理论，成为非西方国家实行官僚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威亚尔达又提出一种修正的发展主义，他对非西方国家民主的定义更加宽泛，建议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方式将发展主义、依附理论、法团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理论，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但威亚尔达始终“不变”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认可，尽管对发展主义理论有批判，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这一理论，在时代背景变革的形势下他又重新对发展主义进行了修正。

　　关键词：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法团主义；政治文化；威亚尔达

   作者简介：孙宏伟，1985年生，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1939—2015）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曾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研究的讲座教授（1965—2003），2003年转为佐治亚大学国家关系学院的教授。他于1991年成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是美国四任总统的顾问。他主编了《比较政治学新视野》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挑战》等一系列丛书。他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南欧地区和国家进行了几十年实地考察，同时对亚洲、东欧和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也做了大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深刻的理论见解。

　　威亚尔达亲身经历了政治发展理论从兴起、鼎盛、衰落到转型的全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威亚尔达也曾信奉发展主义理论，认为未来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就是选择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但在对拉丁美洲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他发现发展主义理论并不适用于此类国家，于是开始批判发展主义理论。威亚尔达认为，发展主义理论是一种具有种族主义内涵的理论，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实，非西方国家应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本土发展模式。基于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史和文化传统，20世纪60年代末，威亚尔达提出了法团主义理论，随后不断完善和扩大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运用这一理论解释南欧、东亚、非洲和印度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非西方国家民主转型热潮中，威亚尔达认为，法团主义与民主并不对立，而是能够相容且有效。在他看来，非西方国家受自身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其民主有自身的发展路径和表现形式。民主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不尽相同。

　　一、对政治发展基本内涵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区域研究、行为主义革命、新比较政治学、交叉学科研究以及现代技术的出现引起人们对政治发展的关注。此时，冷战的重心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大批新独立的国家成为政治发展理论鲜活的实验场。

　　所谓政治发展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过程，以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稳定为研究主题，同时与此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衡量包括民主、自由、代议制、多元性和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标准。如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衡量可依据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数据和标准，将国家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类型。威亚尔达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衡量标准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标准结合在一起，将发展中国家（地区）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获得成功的国家（地区），发展出了相对较为稳定、有效的民主政府，如智利、中欧、东欧、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第二类为中间状态的国家（地区），民主进程取得一定进步，但经济脆弱，政治制度薄弱，没有建立起坚实的民主基础，如拉美各国、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第三类为失败的国家（地区），即停滞、进步不大或濒于分裂的国家（地区），如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

　　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看法不一，衡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认为，政治发展是指国家的发展及民主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乔治·多明格斯（Jorge I Dominguez）从地理、派生、目的论和功能四个角度对政治发展加以界定；鲁恂·W 派伊（Lucian W Pye）则在其著作《政治发展面面观》中概括政治发展的十种定义。在总体上，对政治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民主化”；更大的自由；社会和政治更加多元化；社会与政治进一步复合和分化（体现为政教分离或军权与民权的分离）；政府具有推行社会和经济计划的能力。同上，第4页。

　　威亚尔达认为，对有效政治发展的定义应该包含以上定义的特点，发达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尊重民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反映社会的多元性，宗教、军事与政治功能实现分离，在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计划上具有有效性。同上，第4页。在威亚尔达看来，“发展”并不一定走向“西方化”，西方—非西方或“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具有误导性，许多非西方国家正在探寻符合自身历史文化、保存自身习俗的现实的政治发展道路。

　　二、从发展主义理论的信奉者

　　变为批判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由前殖民地独立而来的非洲、亚洲和中东等新兴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些新兴国家刚刚独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主要追随和模仿西方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50至60年代，发展主义理论（developmentalism）应运而生，用于指导新兴国家的发展。发展主义理论主要基于西欧和北美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源于北美实证主义比较政治学，亦是美国援助新兴国家政策的理论基础，在西方学界十分流行。

　　发展主义理论最初为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所采用，之后为政治学界的学者们所采用。采用这一理论的经济学代表有罗斯托(W W Rostow)，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及所提出的“增长阶段”分析方法，是一种经济中心的发展理论。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代表为唐纳德·萨顿(Donald S Sutto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们在宏观理论框架下研究发展理论，如帕森斯的模式变量。这些领域的研究为政治学者们提供了多种研究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采用发展主义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加以研究的主要代表为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前者的代表作《发展中地区的政治》，采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后发国家政治加以研究。后者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两者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视角描绘他们所认为理想的发展道路。

　　威亚尔达基于美国和西欧民主多元主义的发展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社会即使不完全相同，也仍然会通过大体相似的途径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现代化（通常意指更高程度的多元化、民主和社会公正）。其核心观点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出现多元社会和实现政治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家庭、部落和宗教等传统会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消失，最终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制。此种发展主义理论并非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设想将美国的理想模式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然而现实是，发展中国家存在贫困，暴力，腐败，精英争夺权力，庇护关系网强大，种族、部落与种姓等功能强大等政治现状，并不像一些学者所预想的情况，这些国家普遍呈现为威权主义政权而非美欧式的民主政权。

　　威亚尔达对发展主义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和改变必定会引发政治转型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建立。他在对拉美的政治研究中发现，拉美的政治系统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产生社会公平，从而进入高消费时代。相反，他在研究中发现，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贫穷，以及腐败、傲慢、低效和不良的国家官僚体系很大程度源于进口替代产业（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模式。在他看来，一些西方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人们变得现代化和受到教育，国家就会走向西方化，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

　　威亚尔达用大量的事实表明，发展主义理论将经济与民主的发展顺序弄反了，并不是经济发展就能够带来民主，而是首先拥有一个民主的政权，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指出，经济发展不一定意味着政治的民主与稳定，很多时候还可能引发无序与不稳定的发展。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弟子们的著作《民主与发展：1950—1990年以来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与福利状况》，以世界上135个国家4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经验材料，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政权的出现，只是国家越富裕，民主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些研究有力地说明了一国的发展并不一定按照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政治民主的顺序进行，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会按照早发国家的发展顺序发展。

　　三、以文化解释理论构建非西方

　　国家发展模式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年轻学者经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考察，以及更多学者对发展主义理论的批评，加之美国国内城市动乱、水门事件与越南战争的失败，人们对美国模式提出质疑，发展主义理论逐渐衰退。20世纪70至80年代，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已经较少使用发展主义理论，本土理论及其模式建构流行起来，不同地区因政治、社会、文化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状况，呈现出多种政治发展形态。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使一些后发国家不再盲目模仿西方，而是以其自身价值与制度为基础构建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系统，寻求内生的、本土的、地方草根型的民族主义发展模式。文化解释、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依附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依附或从属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论和外部力量视角观察，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是发达国家对其的剥削，西方国家的发达以非西方国家的贫穷为代价。根据依附理论，所谓“发展”是富裕国家用来剥削较贫穷国家并使之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一种手段。支持依附理论的学者批评发展主义，认为发展主义忽视了国内阶级因素，以及国际市场和权力因素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尤其批判美国外交政策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制度解释、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等逐渐兴起。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从一元理论范式转向多元理论范式。

　　威亚尔达在批评发展主义的过程中，既没有全盘否定发展主义的主要原则，也并没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冲突论，而是主张非西方国家构建本土政治发展理论，从文化解释来寻找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解释范式。文化解释方法认为没有一种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主张更多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威亚尔达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将非西方国家划分为不同发展模式。

　　1.东亚儒家发展模式

　　东亚本土的传统文化是儒家的、神道教和道家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奉行孔子的礼与仁而非富强。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工作勤奋、社会平等、讲求秩序、纪律且高效诚信，此种文化是促使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

　　2.南亚发展模式（印度或印度教发展理论）

　　南亚各国呈现出多元的发展场景，既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和教育，也学习亚洲邻国如何采行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并保留了本土传统和价值观，呈现出诸种文化发展范式相互融合又不相容的状况。以南亚大国印度为例，有史以来，印度文明从未中断，被称为“各世纪并存”的国家，印度的民主制度在一种以根深蒂固的种姓区分和宗教派别为特征的等级结构森严的社会里运行。印度的种姓制度承担了利益群体和政党的许多功能，含有某种现代化的力量，成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威亚尔达认为印度的理论建设应做到：地区理论建构先于全球理论建构，发展多元主义，遵循实用均衡的多样化原则，谨慎地对待已有的理论知识体系。

　　3.非洲发展模式（部落或族群文化）

　　非洲有着深厚的部落主义及具有族群特性的传统文化。在非洲现代化进程中，部落或族群提供了其他地区少有的有助于非洲社会聚合的制度结构，此种制度带来别的“现代”制度不能提供的安全、警察保护、教育，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同上，第9页。非洲的这种传统文化很难完全消除，使非洲呈现为一种本土道路与西方道路交融的混合模式，西式民主需适应非洲的习俗惯例和文化。

　　4.拉丁美洲发展模式（基本上是西方的，同时带有半封建残留）

　　拉丁美洲属于印第安文明，是非西方国家中最早受到西方化力量全面冲击的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各国的主要制度建构首先是西方的，但作为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衍生物，又带有特别的、早期西方的半封建因素，中世纪时期对它的影响要比现代时期更大，几十年间，拉丁美洲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反映它的西方性和伊比利亚历史特性的政治经济模式，但至今尚未找到。同上，第10页。拉丁美洲的特性使其一方面很重视秩序，重视中央集权、等级制度、权威、法团主义和纪律；另一方面又很珍视自由和民主。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W Anderson）认为拉丁美洲就像一个陈列着各种陈腐概念和过时思想体系的“活博物馆”，里面旧的东西并没有去掉，而新的东西又不断增加。同上，第67页。威亚尔达认为当代拉美的民主和经济发展会一直被其政治文化所羁绊，即使在当今的民主化体制发展中，其政治历史的影响在拉美依然是显著的。所以，拉美的政治发展就呈现出连续性和变革性，即保持原有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又有新因素导致的变革。

　　总之，本土模式尊重本土文化，与此同时又吸收西方文化及民主形式，呈现为本土模式与西方模式的重叠与混合。本土模式的延续需要将西方良好的文化跟自身传统中优良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自身独有的民主模式。

　　四、从政治文化和利益集团视角

　　构建法团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主义理论衰落，本土主义兴起。在本土模式发展过程中，一些非西方国家步入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这一范式的代表人物是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 Donnell），他对发展主义理论提出质疑，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不一定会产生民主政治，而是会产生官僚—威权主义体制。道路。事实上，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有的政权掌握在军人手中，靠制度化的军人组织来统治国家；也有的政权掌握在文官手中；还有军人—文官联合政权。法团主义（corporatism）corporatism一词的还有很多译法，例如统合主义、合作主义、组合主义和社团主义等。是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支撑，给官僚威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威亚尔达基于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与调研结果，针对这些国家强调宗教与历史连续性的特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法团主义理论。《法团主义和国家发展》（Corporat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是其理论成果的代表作。他认为，同自由主义一样，法团主义观念也可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圣经》、基督教、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思想与社会结构中都能够找到现代法团主义的要素：社会有机统一的观点；社会组织形成井然有序和功能完整的法人单位，且国家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对其进行管理；自上而下、威权式、国家主义形式的法团主义同更为民主、多元、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性法团主义之间持续与动态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威亚尔达从政治文化视角建构法团主义理论。他最先在拉美地区提出法团主义，是“历史连续性”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个学派是“新法团主义”学派，以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杰哈德·莱姆布鲁赫（Gerhard Lehmbruch）为代表人物，主要研究欧洲发达国家，反对将法团主义和政治文化相关联，而是将法团主义视为一种利益代表形式、一种利益集团参与决策形式、一种分权形式、一种国家高度官僚化的经济体制或国家防止冲突的手段。威亚尔达认为，自由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分析都不能解释拉美的发展过程，他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中发现了起源于古罗马和伊比利亚的法团主义传统，Hernan Horna,“Corporat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Review”,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17, No 3, 1983, pp 416-417.即建立在等级制与庇护关系之上的政治文化根源。他在早期对法团主义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用法团主义中包含的政治文化因素解释伊比利亚—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将拥有共同历史、宗教、语言和法律体系的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视为同一种区域文化，从中观层次建构其法团主义理论，认为有产精英的意识形态影响国家的政治结构，反对激进的革命性变革以达到保障他们的特权和权威的目的，主张用观念转变取代革命性变革或阶级斗争。在此后的理论发展中，威亚尔达将法团主义与其他文化传统相联系，如东亚的儒家思想、非洲的各种部落主义、印度与南亚的多元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威亚尔达对法团主义的研究视角也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研究。

　　另一方面，威亚尔达在利益集团视角下建构法团主义理论。除了从政治文化视角界定法团主义，威亚尔达也认为，法团主义是一种利益代表体系，他将法团主义定义为组织国家—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国家通常通过组织官方实施制裁的、非竞争性的群体和协会来控制利益代表。Ibid.也可以说是由军队、商业集团、教堂和有组织的劳工等功能群体和协会等功能群体控制的一种社会组织，社会按照功能或部门组织起来。法团主义概念随后被政治学家用来描述不同时期和区域嵌入社会群体的国家。

　　在利益集团视角下，威亚尔达认为法团主义具有独有的特征：（1）主张强国家，但不是极权主义国家；（2）以规制利益集团为主要特征，但法团主义所指的利益集团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模式下的利益集团完全从属或受控于国家，也不同于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利益集团位于核心地位并完全自由地相互竞争，而是功能与数量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处于有限多元主义之中；（3）将利益集团整合进国家决策体系，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

　　此外，威亚尔达将法团主义进行了分类。（1）有时是指政治思想。为避免人们将“法团主义”一词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词汇混为一谈，威亚尔达认为，法团主义可以采用的形式很多，既可以是法西斯主义的，也可以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官僚主义的。法团主义并不是精英阶层通过压制下层阶级来维持自身特权，既有妨碍历史进步的右翼形式，也有追求现代化的左翼形式。（2）有时是指制度，包含四种类型的法团主义：施密特和马诺莱斯库将法团主义分为社会法团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两种类型。自然法团主义自然法团主义是法团主义的初级阶段，通常由部落、种族、村落、教区、家族或家庭构成，是基于身份而形成的。、意识法团主义19世纪中期欧洲的法团主义复兴，自然法团主义演变为意识法团主义，因为此时欧洲的工业化产生了工人阶级，这个新阶级被组织起来形成工会团体，他们基于职业或功能而形成，能够代表劳方、资方与政府的代表被整合进政治体系，成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模式。、政制法团主义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意识法团主义逐渐演变为社会政治运动，资产阶级利用法团主义来重构社会关系，欧洲出现了政制法团主义。和新法团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以及现代福利国家催生了新法团主义。新的社会团体以民主、公平的方式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决策范围广泛，经济、社会保障、福利、教育与卫生政策领域都有利益集团参与其中，履行其代表、协商、管理与执行等功能。（natural, ideological, manifest, and neocorporatism），四种类型以各种混合形式经历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历史演变。（3）有时是指社会学家组织人们研究的理论方式或方法。

　　法团主义不同类型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威亚尔达认为，推动法团主义演变的主要因素包括：（1）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这一因素产生新的阶级与社会团体或发生更大程度的分化，从而推动法团主义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2）社会文化与历史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影响着法团主义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形式，如受天主教影响的拉美法团主义，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法团主义等；（3）外部影响力。

　　但威亚尔达认为非西方国家的法团主义并没有沿着欧洲法团主义的路线发展，即从自然法团主义，到意识法团主义，到政制法团主义，再到新法团主义的发展路线。威亚尔达认为自然法团主义对于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力很大，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非但没有消失，还成了连接现代化进程的纽带。因为欧洲的自然法团主义经历中世纪后期的繁荣产生新的社会分工与阶层——商人、工匠与手艺人，但受到16—18世纪强大的专制主义的影响，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强调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很快就衰落了。非西方国家这个时期受欧洲国家改革的影响较少，传统社会力量并没有被改革所摧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惊人的适应力。如东亚的儒教，并没有不利于现代化，其注重纪律、教育和勤奋的传统是东亚国家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印度的种姓团体逐渐演变为现代利益集团；非洲的部落组织、家族和种族在现代化转型中发挥治安、司法和服务功能；拉美的庇护制和世袭制与其民主制相结合，成为其政治体系的基础。意识法团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拉美地区，政制法团主义于30—40年代出现在拉美地区。威亚尔达认为，政治体制的法团主义并没有按照原本设想的方向运转，而是产生了很多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政权。随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一些地区开始向新法团主义转变。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自然法团主义依然存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几种法团主义类型的混合或融合。

　　总之，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理论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强调传统结构的连续性，又突出为适应现代化进程此种传统结构进行自我调整的变化性；既强调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本土性，又关注此种本土性与外来积极因素的融合。一些学者高度赞扬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理论，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令人信服，立场客观，为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学者们指出了一种研究原则。

　　也有一些学者批评威亚尔达的研究方法。在秘鲁研究地方政府行政的学者林恩·哈默格伦（Linn Hammergren）认为，法团主义方法仅注重国家政治层面的制度，忽视地方层面的制度设计，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化水平不完善，通常对地方层面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力。威亚尔达认可哈默格伦的观点，的确，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往往制度愿景很好，却难以做到有效实施。赫尔南·霍纳（Hernan Horna）认为，威亚尔达发现的拉美法团主义传统包含太多不被历史事实支持的假设，是一种追求自我实现的预言。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凯文·A 海恩斯（Keither A Haynes）也认为威亚尔达的研究包含太多假定条件，忽视了事实，认为威亚尔达在对拉美民主重新定义中并没有将资产阶级特权（capitalist class privilege）视为拉美现代威权传统的重要成分，认为威亚尔达的研究将政治文化与物质发展相分离。他认为，事实上，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模式是对发展主义的补充。但威亚尔达不认可海恩斯等对其法团主义理论的评论，认为他们并没有读全他的著作，误解了他提出法团主义的目的。

　　还有一些评论针对法团主义的定义模糊和过于宽泛，以及“文化主义”（culturalist）的研究方法等。威亚尔达认为，其法团主义模式在解释伊比利亚—拉美发展传统，乃至解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时非常有用，但它仅仅是一种启发性工具，仅能够给某些问题提供答案，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其他研究范式和方法在其他问题上也能提供答案。

　　五、回归为发展主义理论的修正者

　　有关后发国家的本土理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对有关后发国家本土发展模式的探讨。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呈现出衰退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展主义理论的回归，或者更确切地说出现了一种修正的发展主义理论。

　　伴随民主理论的重建，20世纪末以来法团主义理论及对法团主义的研究都出现衰退。对此种趋势威亚尔达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1）20世纪70年代开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广泛流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得非西方国家向民主转型成为一个新的和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2）关税壁垒减少、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提高，削弱了国家政府控制或管理劳动力或企业的能力；（3）冷战的终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潜在国家模式的前景破灭，民主成为唯一的发展模式，法团主义更没有发展的空间；（4）私有化和国家规模的缩减削弱了法团主义的影响力；（5）“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着拉美政策，倡导自由、民主和开放的市场；（6）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也削弱了法团主义。

　　但威亚尔达认为，西方民主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约瑟夫·熊彼特、塞缪尔·亨廷顿、罗伯特·达尔均基于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给民主下过定义，概括起来，西方民主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1）定期、公平与竞争性选举；（2）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3）相当大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是基于西方政治发展经验形成的，西方国家将民主的标准强加给非西方国家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表现，未来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应该是非种族主义的。威亚尔达认为，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定义应该更宽泛，包括某种程度的识字率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力量对文人权威的服从、实际运行着的独立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在公共资金管理上坚持原则等。此外，威亚尔达还建议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理解民主，基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民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形式，表明民主也具有本土特色。

　　例如，威亚尔达重新定义拉丁美洲环境下的民主，在他所推定的拉丁美洲文化传统背景下列举了重新建构民主定义的11个标准：（1）“强大的、家长式的、威权式的”行政领导力；（2）国内缺乏独立的竞争性的政治权力中心——具有同样地位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但只要执行机构不疏远民意，也是与民主的新定义相兼容的；（3）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对于公共利益是有限的”；（4）威权的/民主的领导人必须完全尊重“地方或区域的一些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以便获得支持；（5）领导人也必须尊重“法团群体的特权”，以便其行政权不被颠覆；（6）领导人在“有限的或法团的多元主义”范围内必须尊重一些独立的群体，以便获得这些群体的忠心和支持；（7）严重侵犯人权“削弱政权的合法性”，这与拉丁美洲的民主是不兼容的；（8）政府必须尊重和支持政治参与机制，只要这些参与群体被国家完全认可；（9）尽管期待“自上而下或精英统治”，威权的民主政治也不能忽视或完全鄙弃工人、农民或雇工，因为这样的弊端会为政府带来“麻烦”；（10）拉美的民主要求致力于经济发展。在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理论里，国家要对经济发展负责，但又不能完全指导它。也就是说，私人企业必须继续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11）威权民主的领导人要接受人们的反叛权利：“面对民众的反对，暴君也有辞职的职责”。

　　威亚尔达基于拉美文化和实践经验对拉美民主的理解与对法团主义的理解，认为拉美民主不属于美国民主模式美国民主属于英国思想家洛克式、麦迪逊式和杰斐逊式的模式。，而是法国或南欧的民主模式欧洲民主属于卢梭模式。——中央集权的、“有机的”、“卢梭式的”和“新法团主义的”，劳工关系、社会福利项目和许多其他公共政策领域都在选举民主与利益集团法团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下运行。威亚尔达认为，拉丁美洲的政治制度经常表现出民主和权威主义的奇特混合，拉美的政治发展是几种发展道路混杂在一起，民主与法团主义相结合，自由市场与国家主义相结合，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自由相结合，使拉丁美洲甚至第三世界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在拉美政治的主要竞技场中，自由民主与法团主义同时并存，拉美领导人的部分工作就是管理和协调两者间的冲突、重叠及其相互关系。Ibid.

　　由此可见，在拉丁美洲，民主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晰，民主制度还很脆弱，政治过程通常呈现为非常态、混乱和充满冲突，拉美各国政权实行的民主有很多限定词，如部分民主、监护民主、委任型民主和卢梭式民主等。乌拉圭人眼中的民主是福利主义制度，巴西人把民主当成庇护制，委内瑞拉人和多米尼加人则把民主看成是“强大的政府”（即民族—国家主义的、统一的以及能为百姓着想的政府）。威亚尔达在其著作《伊比利亚和拉美：新民主、新政治和新模式》（Iberia and Latin America: New Democracies, New Politics, New Models）进一步指出拉美政治是一个大杂烩，研究拉美政治既要认识到其自由、共和和民主的传统，也要认识到其威权主义，精英主义、有机—国家主义、家长制和法团主义的传统。主张采用“共同区域文化研究方法”处理普遍的理论和区域方法之间的争论，提醒研究者不要局限于“民主”和“威权”的两分法概念，认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是一个连续体，可以将法团主义作为一种体制类型。但也有学者批评威亚尔达对政治文化的探讨高估了文化的同质性，民主应该适应“地方现实”。

　　事实上，在向民主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实行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也并没有完全选择西式民主，而是将民主和威权主义相结合，仅将民主成分视为装饰物。许多学者认为，非洲的民主不过是威权主义统治的伪装面具，从而既能维持其权力又能获得西方援助机构的支持。此外，非西方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威亚尔达认为，这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经济落后，存在暴力、毒品、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制度缺陷引发腐败等问题，以及强大的传统观念和文化阻碍其民主制的发展有关。民主制发展的不成熟，很容易被极端势力所颠覆，也未能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民众对民主政府的支持率下降，转而支持威权式的强政府。

　　威亚尔达认为，西式民主不能全盘为非西方国家所采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对民主的理解不同。威亚尔达认为，在没有类似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乃至宗教条件与哲学传统的情况下，民主甚至建立民主的可能性将在国与国之间有相当大的变化。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地在一个原本一直是以团体和社群为基础的、有机的、非自由主义的、多元程度低的大陆强行推行个人主义的、无机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民主，寻求在拉丁美洲捏造一个在本地区缺乏现实基础和历史根源的民主模式。威亚尔达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要在这些还没有能力应对民主的国家强行推行民主制。目前看，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只是形式民主美国人通常从制度与程序的视角定义民主，政治学家们则将民主区分为形式民主（只有表面上的民主制度）和自由民主（切实具有民主理念和推行民主制）。或仅仅是选举式民主，自由民主并没有真正在非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民主是一个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在非西方国家应通过更加多样灵活的路径去发展。

　　六、小结

　　通过研究可见，威亚尔达起初为发展主义理论的信奉者，在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发现问题，开始批判发展主义理论，并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独特的视角提出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法团主义理论。威亚尔达在非西方国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又转向对非西方国家民主政权的研究，研究结果使之不认为在非西方国家，法团主义会随着民主制的发展而消亡，相反，认为民主可以与法团主义相交融。未来非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应该是民主和多元的，但会伴随着国家官僚主义和更加开放的市场体系。后发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以民主为基础，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基础是发展的前提。基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主在形式、制度和实践上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民主并不一定与威权主义相对立，而会呈现为一个连续体，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国都将经历其独有的发展和转型历程。

　　威亚尔达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加以评估，认为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还未完成，迄今留给人们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认为民主与法团主义并不一定相互矛盾，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不一定是用民主替代法团主义，两者可能为互补关系。民主改变法团主义的实践，法团主义的变迁则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和巩固。

　　总之，威亚尔达对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在其“变”与“不变”的理论建构交织中独树一帜，使其从文化解释理论提出的东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以及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和利益集团视角下构建的法团主义理论，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影响很大。但纵观其从最初的发展主义理论信奉者转变为对这一理论的修正者，他一直未变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肯定与认可。

　　所以，威亚尔达的“变”与“不变”也最终使其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研究显现出实用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提出的法团主义只是解决某些问题的理论支撑，当出现新问题或出现法团主义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也可以使用发展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只要这些方法或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解答某些公共政策问题或一些政治现象。非西方国家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中间阶段，表现出混合乃至重叠的发展特征，可以将发展主义、依附理论、法团主义及民主理论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共同对非西方国家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加以解释。（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