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

——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

2023-01-30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

  内容提要:知识涵化是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理论,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性接触形成知识的相互影响并导向知识再生产。知识涵化是一个过程,包含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等相互关联的阶段。单向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影响另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再生产,特征是知识的学习借鉴;双向涵化是指两种文化中的知识以自身显著性并通过交流辩论产生相互影响,特征是知识创新;交互涵化则是不同文化中的知识在相互影响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共同知识,特征是知识汇融。知识涵化是一个开放性过程,以知识的多样性消解学术话语霸权,形成基于多元基础的共同知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40多年的发展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以开放性涵化起步,当前正处于双向涵化阶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华性”。但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以自文化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取代他文化理论,而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向着建构人类共同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

  关键词:社会知识;知识涵化;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共同知识

  作者简介:秦亚青,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青岛邮编:266237)。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软权力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A130)的阶段性成果。初始想法为笔者在“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引言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重要进步,引发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和辩论。有观点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许是非西方世界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理论建构”,已经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来源”;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整体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对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做出了贡献”。从学理角度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性和理论化程度已经得到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承认,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只是深度新闻报道”或“没有理论创新”的说法已不多见。当然也存在批评的声音,如“中华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等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首先是普适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路径会构建新的“西方—非西方”或“西方—中国”的二元对立知识结构,并造成国际关系普遍知识的撕裂。

  本文提出一个知识生产的文化理论,即知识涵化理论(a theory of knowledge acculturation)。知识涵化的核心要义是任何社会知识都是在交互涵化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并且这一进程在互学互鉴、沟通辩论和相互影响中发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通过涵化路径生产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表现出“中华性”,但反映的不是“中华中心论”,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一种多元文明文化知识的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终极目标和理想形态是构建人类共同知识。

  二、知识涵化: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的理论

  涵化是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常用术语,原意是当两种文化或文化体开始接触时,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产生深度影响,甚至包含了权力实施和暴力征服的内容。现在涵化一般是指自文化和他文化接触之后所引发的变化,即文化间影响及其产生的潜移默化效果,如儒学对东亚一些国家的影响、佛学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等。本文中的涵化是指文化之间的影响。知识涵化是从文化视角思考知识问题,意味着知识的生发、生长、演变和进化是在涵化过程中实现的,知识的创新或再生产也是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生成的。

  (一)知识、实践与文化

  要清楚地说明知识涵化的概念,首先需要界定文化的概念并厘清知识、实践和文化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践学派依据实践本体论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知识,其来自实践,未经人脑的反思;另一类是表象知识,即经过人脑的理性梳理产生的系统性知识。实践学派对知识的分类是正确的,但将两类知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两类知识相互依存,且实践知识具有本体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实践知识是表象知识生发的土壤,表象知识是实践知识的反映。同时,两者之间又是辩证关系,实践知识孕育了表象知识,表象知识又反过来作用于或是影响了实践知识。理论属于表象知识范畴,所以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固有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实践知识是与实践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al Adler)和文森特·波略特(Vincent Pouliot)的定义,实践知识是实践共同体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淀和建构起来的,共同的实践知识又把实践共同体成员紧密聚合在一起。因此,实践共同体是以共同实践知识界定的;反过来,实践知识共同体成员又共同生产了实践知识。表象知识既然以实践知识为基础,其生产者就是实践共同体的成员。实践知识是来自实践的知识,是行动者行动的基本知识依据,是无以明言但又实实在在的知识。社会理论的生产者首先是实践共同体的成员,社会理论是在共同实践知识的浸泡中生长和生产的。

  社会理论属于表象知识,其所反映的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实践知识。因此,理论首先是地方性的,是在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中产生并反映了这一实践共同体的实践知识。无论是什么知识、以什么形式表现,概莫能外。比如,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生发于西方实践,首先是地方性知识,是西方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实践的表象,是在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中自下而上产生的知识,是知识生产者在其实践知识影响下生产出来的表象知识产品。就这一意义而言,一切表象知识或理论都起源于地方性实践和实践知识。当然,知识或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超越原生地域文化。

  实践共同体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形态是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实际上,文化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实践知识,如以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为实践知识或曰背景知识的共同体。也正是因为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实践共同体,所以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在其实践知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会生产出与这种实践知识相一致的表象知识。比如,个体理性是西方文化或曰背景知识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尤其是西方自现代化以来最重要的一种知识积淀,在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中始终是其理论硬核的重要成分,是建构理论过程中不加质疑的假定性因素。因此,知识源于文化并表象文化,文化的交互涵化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知识的交互涵化。

  (二)知识涵化

  世界是多元实践共同体共存互动的世界,也是多元实践知识共存互动的知识空间。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指向一个共识:从根本上说,文化都是在交往沟通中生成和发展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形成、特立独行、自生自灭的。进而,实践理论告诉我们,实践共同体是多元的,世界是多元实践共同体共存的场域,这些实践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沟通成为知识生成和演进的重要方式。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共同实践知识,那么这样的实践知识也是通过内向和外向的实践间性(intra- and inter-practicality)而生成的。因此,所有文化都是通过文化间性而生成且变化的。这是一个明确的反文化本质主义的陈述,也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过程的真实表述。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的内外交往沟通中形成和演进的,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还是在思想、理念和制度等方面都是如此。既然文化和知识存在密切的关联,知识也是在交往沟通中生成和发展的,即可以说知识是在涵化过程中不断演进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交往和肤浅的接受。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揭示了知识涵化的真谛:“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学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段话包含了涵化作为知识生产理论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借鉴。对于产生于他文化的知识(如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就像玄奘之学一样是需要输入的,这是涵化的第一步。但仅仅靠输入并不能形成真正有重要意义的知识,甚至会完全丧失知识的生命。所以,知识再生产便成为重要环节: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另一方面不能忘却本民族的知识,并将两种知识体系以“相反相成”的中庸辩证方式有机地融合起来。两种知识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最终生产出新思想和新知识。新知识出现以后,也需要经由更加深入的涵化,通过思辨、互辩、反思和进化,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学习借鉴、沟通互融和理论创新是知识涵化的要义,该要义指出了一条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语境中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路径。

  知识涵化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佛学是一门非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哲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开始产生影响,即出现涵化现象。它在与中国本土的思想理念不断沟通交流和析理辨义的过程中,既促进了中国儒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佛学的中国学派或曰中国的佛学。冯友兰先生专门讨论过“在中国的佛学”和“中国的佛学”两者之间的不同:前者是“忠实输入”的外来思想,后者则是与中国思想的结合,产生了像禅宗这样的新学派。“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表现了一个佛学中国化的“革命思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禅学成为佛学学派或曰思想知识学派之后,又漂洋过海与日本等地的地方性知识产生互动,对东亚佛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为知识涵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三)涵化作为知识再生产的阶段性特征

  作为一种知识再生产路径,知识涵化所表现的是一种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知识交流、交锋和交融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多元实践共同体的共存和交往以及多元知识形态的共在和沟通,主要包括三个重要阶段,即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

  1.单向涵化与知识学习

  单向涵化是指一个文化体(他文化)的知识进入并影响另外一个文化体(自文化)的知识系统。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影响,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中华文化传入东亚其他地区以及20世纪前期西方文化和知识进入中国和东亚的时候,其基本特征便是知识学习。单向涵化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传播—接受”。传播方是知识生产者,也因而具有知识性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扮演传播者的角色,在知识涵化过程中扮演最终解释者的角色。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观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思想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也是存在的,但这样的存在很多时候是弥散性的、隐匿的甚至无意识的。知识接受者则扮演了学习者的角色,通过学习,使他文化的知识传播能够对自文化知识结构和内容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向欧洲学习的,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发生“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美国国际关系学主要还是传统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学习者。

  2.双向涵化与知识创新

  双向涵化是指知识的单向涵化开始在知识接受者中产生反思性影响,知识接受者通过自己的能动作用,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与知识生产者交流沟通,开始反思和重构,并试图进行知识再生产,即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如将“在中国的佛学”转化为“中国的佛学”。双向涵化的效用是重要且明显的,任何一种他文化在自文化中的传播都会与自文化的实践知识相遇,在自文化的语境中产生意义,这也是通过自文化中知识生产者的思想而生成的。自文化中的知识生产者通过他文化的启示得以对自文化背景知识中的要素进行挖掘、反思、变通和重构。在这种情境下,自文化通过与他文化的交流,开始寻求知识再生产,产生具有自文化元素的新知识产品或理论。因此,双向涵化的特征是知识创新。如果这样的理论具有原创性意义,则会对他文化中的知识产生影响;如果这样的理论没有因知识话语权力压制而夭折,双向影响便开始发生效用。双向涵化将自文化的知识要素挖掘出来并在与他文化知识的对话中形成知识再生产,因此对知识繁荣和理论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3.交互涵化与知识汇融

  交互涵化则更进一步,是指自文化与他文化的深度知识融合。这样的知识涵化是自文化和他文化真正深入对方的文化内核,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自文化和他文化的知识依然存在差异,但这是一种互补性差异,是知识的一体两面,表现的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相反相成”,也是多元普适性的知识生产路径。任何人类共同知识体系都是多元基础上的普适性知识体系,所以交互涵化的特征是知识汇融,是知识体系的多元一体。在理想的交互涵化模式中,知识的多元性推动知识生产的繁荣,知识的辩论和对话促成知识的升华。交互涵化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理想状态,其终极目标和理想结果是人类共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样的涵化所反映的人类共同知识是基于多元文明的实践知识,任何地方性知识都具有知识合法性,但不具有知识垄断性。多元文明只有在交互涵化的过程中才可能不断融合和创新知识,形成人类共同的知识体系。

  为便于分析,这里提出的交互涵化理论将知识再生产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的,阶段之间的界限也不是截然清晰的。单向涵化的特征是知识学习,双向涵化的特征是知识创新,但学习和创新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学习可能在时间上领先于创新,但很多时候都是知识生产者一边学习、一边创新。交互涵化是指知识的汇融,但知识的融合以知识多元化和多样化为前提,没有多种知识、没有不同的理论,融合也就没有基础。试想在一个知识话语被完全垄断的情景中,只有一种知识或知识体系是合理合法的知识,融合又从何谈起?另外,从知识再生产角度来看,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之间表现为一种逻辑性的前提关系,即单向涵化是双向涵化的前提、双向涵化是交互涵化的前提。进而,双向(以及多向)知识涵化是人类共同知识体系形成的前提。知识体系的话语霸权只会阻碍学术发展和知识创新。当前国际关系知识再生产处于双向涵化的初期阶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刚刚萌芽,涵化是否能够向前发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是将夭折还是繁盛,这一点也是近年来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就加强国际关系知识生产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初始考虑。

  简言之,知识涵化所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知识交互过程,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交互过程,表现了不同文化在交互过程中的生成、变化和演进。当自文化与他文化互动的时候,两种文化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可能形成一种“共文化”效应。如果说文化是社会理论生产的实践知识,那么文化的交互过程就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原动力,也为建构人类的“共知识”提供了可能。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4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可以用来验证知识涵化的理论模式。如前文所述,涵化是指文化间相互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路径是知识涵化,即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互补互融才是知识生产的实践路径,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

  观察40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为单向涵化的初始期,翻译国际关系经典著作和评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2)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仍主要处于单向涵化阶段,但已从初始期转入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经过反思和重构,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3)自2005年至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双向涵化阶段,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理念被用作理论创新的资源,并产生了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引发讨论和辩论的理论。

  (一)单向涵化初始期与学习借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学习借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际关系学科的建制重新恢复,新一轮学科建设和发展也随之开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学术沟通既包括人员的交流,也包含了思想的沟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学问,不仅涉及每日每时的时事政治以及相应的国际形势分析和研判,也需要具有学科特征的基础理论和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框架。虽然国际关系学科与现实的世界政治高度关联,但基础研究和理论建构是学科建设之基和学术发展之本。这种意识使得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注重对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并深感西方国家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走在了前列。于是,国际关系研究除在国际格局、时代主题和中国战略等方面出现了活跃的讨论外,对学科基础和理论建构的思考也成为重要议程,而学习借鉴成为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要标识。

  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色当属经典理论著作的翻译。198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L.Pfaltzgraff,Jr)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该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面介绍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仅了解到国际关系学的丰富理论,而且开始从理论视角认识知识生产的路径。其他理论著述的中文版本也相继问世,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等。国际关系理论以学理知识的形式开始受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翻译项目应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国际关系理论译丛,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以丛书形式出现的国际关系学翻译系列。这套译著自1989年开始出版,包含了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以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从所选译著作来看,除尤·库库尔卡(J.Kukulka)的《国际关系学》外,基本上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反映了当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组织翻译了大量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这一现象可能并不被国际同行所关注,因为翻译本身并不是学术创新,但对处于单向涵化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却具有显著意义,因为经典著作的翻译表现了单向涵化阶段学习借鉴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建就是从引进和借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开始的,启动了一个开放的知识学习过程。这样的引进和借鉴尤其是翻译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著作,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涵化效应。

  这一时期,对于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也不断出现。《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等都是这一时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另外,恢复和新创的国际关系专业期刊也开始发表以介绍和评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学习借鉴表现出单向涵化阶段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理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基础性要素受到了高度重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研究包含时政和策略研究,但也需要有自身的基础理论和核心知识,舍此则无法称为学科。另一方面,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性内容有了基于理论的清晰概念,对研究什么或是以什么作为研究基础的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权力政治、势力均衡、无政府性、国际制度、地区主义和国家利益等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以其知识意义和现实意义进入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范畴。这些概念也被纳入当时中国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等国际问题的思考。

  (二)单向涵化发展期与理论应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表现出学习借鉴和理论应用的双重特点。外国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使用这些理论以及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国际关系研究。这是单向涵化超越初始期、进入发展期的重要体现,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步入一个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的阶段。中国学者在理解、消化和反思外来理论之后,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中使用和/或验证这些理论衍生出来的假设。

  翻译理论经典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并且呈现出五彩纷呈的状态。自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几套国际关系理论译丛几乎同时问世。自2001年开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国际政治当代名著译丛”,包括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约瑟夫·拉彼德(Yosef Lapid)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主编的《国际政治中文化与认同的回归》、约翰·鲁杰(John Ruggie)主编的《多边主义》、詹姆斯·德·代元(James Der Derian)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eaver)等主编的《新安全论》、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等。自2002年开始,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专著,包括《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国家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倡议网络》、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等。自2003年开始,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际关系译丛,包括经典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列和国家大战略系列。其中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有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的《权力政治》、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列可能是涵盖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套译丛,至今共出版70余部,包含了大部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这套译丛不仅有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包括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代表著作的翻译或重译,也包含了其他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和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等。这套丛书是持续时间最久、跨越不同阶段的译丛,至今仍在将一些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著作翻译出版,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中国读者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前沿,如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著作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等。另外,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虽然暂未列入丛书之内,但其中文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评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也不断涌现。这些评介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相比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在评介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同时,对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问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产品的意识在这些著述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就是较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同一时期国际关系专业刊物上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也大致反映了同样的现象。

  这个学习和应用的混合阶段并非单向的,其中包含了中国学者大量的自我思考和自我意识。这是知识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中国学者对理论的思考开始与自己的思想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某种既介绍又反思的态势。比如,美国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自引进之后,中国学者在应用中批判,在自身的背景知识中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试图通过对理论概念的辨析和对理论假设的验证进行更加深入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这种借鉴与应用既是单向涵化的一种结果,也是双向涵化开始的迹象。

  单向涵化的发展期出现了一批重学理的研究成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是使用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著作,不仅打破了原来以意识形态为单一国家行为变量的研究取向,也开始聚焦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超越阶级和阶层的整体国家利益考量。《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和《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则运用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以定量方法分析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护持行为。其后,《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合作》《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等也代表了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对重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反思和重构。应用是单向涵化的特征性表现,反思与重构则是朝着双向涵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发生了重要变化,可以概括为三种意识的显现和增强:一是学科意识。国际关系学不是时政报道,也不仅仅是政策分析和战略研究。国际关系学是一个学科,包含学科所必需的基础理论、认知逻辑和研究方法等要素,它与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都具有同样的学科地位和标识。二是学术意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为目的的学术实践凤毛麟角。但自这一时期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可以生产知识性产品并产生久远的学术影响,知识生产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三是学派意识。这些译著属于不同的学派,也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意识到学术多元化的意义和学术辩论对知识生产的推动作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等不同国际关系思想流派的出现以及这些理论之间的学理辩论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推进器,学派之间的论争是学术进步的驱动力。

  (三)双向涵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

  2005年前后至今,中国学者开始推出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单向涵化发展期对世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和应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反思和重构表现出双向涵化的迹象,但真正的双向涵化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原创性理论。这意味着中国学者要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入了解,就此提出反思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否则,既无法实现本土知识创新,更无法立足世界思想和学术之林、为生产人类共同知识做出贡献。因此,中国学者是否可以成为知识生产的创造者或知识再生产者,就成为第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

  二是原创性理论要得到承认。这种被承认以理论之间的辩论和互鉴为基本标准,意味着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在知识意义上需要达到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层次,而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智慧闪光或深度新闻报道。这就需要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并通过概念化、理论化、系统化和逻辑化的方式将核心理念发展成为理论,使其具有超越地缘文化范畴的潜力,以此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这样才能展示一种系统的新思想,才会提出批判性质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理论成为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辩论的一个焦点,激发更多的思考、质疑和辩论。这是真正的双向涵化情景。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就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21世纪伊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中国学派”的提法。虽然这一提法引起了不少争议,尤其是围绕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需要有民族界限或国家标签的讨论,但是提出“中国学派”的目的是建构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具有一种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甚至使命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为建构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付出艰辛的努力。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向世界推出了一些有原创性的理论产品,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了关注和辩论,这里仅举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是天下体系理论。这一理论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实践基础是周朝体系。天下体系理论有三点重要内容:首先是整体理念。天下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性质的、有非常明确界限的政治单位,天下体系也不是现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它是以整个天下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来形成秩序和设计制度的。其次是无外原则。世界既然是一个整体,就没有绝对的我他、内外界限。从这一原则产生的生存方式、利益分配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都与民族国家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最后是以天下取代“非世界”。当今世界是一个“非世界”,虽然它是一个地理性的世界,但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世界。现有的制度安排都以个体的主权国家为基础和基本单位,形成的只能是一个碎片化世界,因之也就是一个“非世界”。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在一个“非世界”中得到解决,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建立一个整体的、无外的秩序体系或者制度体系。

  二是道义现实主义。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就是“道义”和“权力”的结合,其理论框架是现实主义,同时融合了中国先秦思想家的道义思想,尤其强调世界领导国家的适切权力性质。道义现实主义重点讨论世界领导地位,其中有四个观点尤为重要:其一,世界是一个等级秩序,决定国际政治的是大国。其二,国际体系存在王权秩序、霸权秩序和强权秩序等几种等级秩序。强权秩序时代已经过去,霸权秩序仍然存在,而最理想的秩序是王权秩序。其三,既然国际体系呈等级秩序,就势必存在一个领导国家,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争夺世界领导地位。其四,领导地位的根本要素是权力。最适切的权力是道义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的结合,一个将两种权力融合于一身的国际体系领导国家所代表的王权秩序是最合理的世界秩序。如果说权力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根本概念,那么道义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三是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围绕“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展开。首先是关系本体。世界由关系构成,社会世界由人的关系构成,观察世界的基本单位是关系。其次是基于中庸辩证法的认识论。纷繁复杂关系的典型代表是以阴阳关系为代表的元关系,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元关系的基本方法。中庸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都认为世间万物均可分为两极,两极互动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但中庸辩证法认为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和谐的,而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两极却是对抗的。中庸辩证法注重和谐并非要否定矛盾和冲突的存在,而是认为矛盾和冲突是和谐化的过程中为求和谐出现的必要实践形态。最后是关系性逻辑。行动是由关系驱动的,关系确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利益驱动行动。儒家“达己达人”强调的是关系性利益,而不是一种单向性思维。元关系的两极是阴阳一体两面,元关系的本原状态是和谐,中庸辩证法是和谐化的过程。“关系选择”———即关系决定行动理性与否———则是关系理性的理论依据。

  这些理论的出现及其后引发的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辩论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涵化迹象。也就是说,不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已开始影响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了双向涵化阶段。虽然说这种涵化并非完全对等,并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依然不多、理论化程度也有待提升,但毕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有了一席之地,参与或引发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辩论,一些国家的学者也开始思考如何使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经验性和政策性分析。双向涵化是朝着交互涵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但同真正的交互涵化依然有着明显的距离。

  四、反思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中华性”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双向涵化的阶段,亦即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走向世界并影响其他地域的国际关系思想时,引发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批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华性(Chineseness)”问题。所谓“中华性”,是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智识资源或理论启迪是中华传统文化。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的批评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显示出“中华性”过度的问题,导致了“中华中心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另一种批评则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性”不足,因而无法充分表现中华民族的独特经历和历史实践。这些争论直接关涉文化和知识的交互涵化问题,因而需要从知识涵化的角度予以说明。

  (一)“中华性”过度问题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过度的批评主要来自西方主流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学派”的意识表现了过度的“中华性”,张扬的是“自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文化本质主义。自文化中心主义以自文化为中心,坚持自文化优于他文化的观点;文化本质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实质性实体,是自在、自立、自组织和自我实现的,具有自己恒定的基因、性质和属性。批评者认为,如果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遵循文化本质主义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会固化和加强自文化中心主义,而且生产出来的知识是无法沟通的知识,无法实现普适性目标,只能导致知识的碎片化,形成二元对立的知识生产态势。在他们看来,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和共生理论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理论建构,都突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都在寻求与非中国的差异中产生的知识,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普适性知识体系形成了“威胁”。

  毫无疑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华性”,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在知识涵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选择的一种知识生产路径。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两种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一种是以阿琳?蒂克纳(Arlene B.Tickner)等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另一种是以阿查亚和布赞为代表的兼容学派。批判学派强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的不平等和压迫性,呼吁推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厦;兼容学派虽然也认为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并不合理,但主张世界应出现包括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多种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具体观点如何,两派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尤其鼓励非西方世界学者的理论建构努力和创新。

  中国学者在进入双向涵化阶段后选择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这为理论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奠定了基础。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与西方的差异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发现差异是导向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建构不同社会理论的前提条件。否则,国际关系理论就只能有一个标准、一种声音。有观点认为,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初创时期,斯皮瓦克式的策略性文化本质主义(strategic culturales?sentialism)是有益的。虽然这样的观点会引发争议,因为文化本质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术语,但自然地在自文化传统中挖掘有利于知识再生产和人类共同知识的成分非但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对人类共同知识的一种贡献,也是最终消除文化本质主义的重要路径。如果连不同的学术声音和理论都不存在,又何谈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如果只有一种文化本质主义可以作为知识的合法性来源,而不允许其他文化中的思想成为知识资源,那么这种文化本质主义就会通过权力运作成为知识的主导者和垄断者。

  进而,使用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必然会导致自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吗?当然不是。使用传统资源可能导致多种结果,至少有三种知识再生产的结果需要考虑在内:一是走向自文化中心主义。使用本土文化资源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例外论,因此不能排除张扬文化本质主义而导致自文化中心主义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二是走向文化再退场。使用本土文化资源建立起来的社会理论可能逐渐被强势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同化,失去原有的本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三是走向多元一体。诞生于本土的社会理论在保持文化本色的同时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一部分。通过挖掘不同文化中的智识资源,拓宽人类经验体悟和实践知识,丰富人类的表象知识体系,有助于更好地将这种社会理论导向全球范畴,使之具有真正的人类意义。在更深层面上,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定为殊相,这本身就否定了非西方理论的世界性意义,而将西方理论视为普遍性知识。实际上,“中华性”也是世界性的组成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想象和创造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必然起源于地方。

  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使用中华文化资源时,所追求的主要是第三种结果。在使用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智识资源的时候,一方面应防止出现学术民族主义、引发文化本质主义和自文化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使之发生创新性转化,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一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涵化式知识再生产路径可能恰恰就是消除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关键性实践活动。

  (二)“中华性”不足问题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不足的批评主要来自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这些理论的共识性观点是,当前的知识生产表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西方是知识成品的生产者和理论的建构者;而非西方仅仅是原料的提供者和知识成品的消费者,并且非西方思想长期被边缘化和缄默化。因此,要在国际关系领域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就必须推翻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具体到“中华性”问题上,这种观点认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弘扬包含中国独特经历、视角和历史实践的“中华性”,以此提出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是挑战西方主流理论的话语霸权,进而动摇西方的全球政治霸权地位。这些批评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太大区别,也是知识—权力的产物,缺乏中国真正的独特经历、历史和实践。换言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缺乏鲜明的“中华性”,因此无法颠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话语霸权。

  由于对中国哲学文化的挖掘和转化还远远不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不足的观点在现阶段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仅仅处于双向涵化的初始阶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防止自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的前提下加强对“中华性”的思考和深化,不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很有必要,也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真正实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性”不足是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不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创始阶段就彰显了内部的多样性和外部的交往性,以不同的视角解读经典思想、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传统资源建构现代社会理论。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挖掘和创新性转化依然具有很大潜力。

  需要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目标。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为了争夺学术话语霸权,也不是寻求以“中华性”替代“他文化性”,更不是试图以自文化产生的理论替代或颠覆他文化产生的理论。从知识涵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与外来文化和理论的不断交往沟通过程中产生,希望将中华哲学文化中的思想理论化,并以此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具多元化和多样化。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使用中华文化的资源并且在与其他地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沟通辩论中生成和发展,因此无论是中华资源还是非中华资源都是理论生产的重要因素,而知识涵化的理想形态是超越“中华性”,将中华文化融入人类文化、建构人类共同知识。这种建构的过程是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是兼容并蓄而不是孤芳自赏,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独步天下。所以,对“中华性”的加强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平等意义上的交互涵化、更好地贡献于人类共同知识,而不是旨在推翻他文化产生的社会理论。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是知识涵化的终极目标。

  (三)双向涵化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笔者曾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过定义,并根据这一定义提出了一个双向涵化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可操作定义,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形成自洽的合逻辑思想体系”。这个定义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是系统思想并关涉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质性内容。其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实践和背景知识,这自然关涉“中华性”问题。其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世界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诸多学派中的一个学派,是与世界其他地缘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及理论学派互学互鉴的。

  以上引为案例的三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观点和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但都符合上述定义的基本内容。这一点颇具意义,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三个要素:一是自文化启迪。三种理论都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智识资源中寻求创新灵感。天下体系反映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道义现实主义强调了国际体系领导国权力中道德的不可或缺性,关系理论则突出了宇宙万物的关系本位和关系性逻辑。三种理论包含的三个根本原则———无外原则、道义性权力和关系性逻辑———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实践的产物,这些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在理论化过程中得以重塑。据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华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理论化是知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生产实践,也是对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积极贡献。

  二是跨文化沟通。这三种理论都是在知识涵化的过程中生成的,尤其是在与西方思想理念的对话和辩论中发展而来的。它们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说自话,而是在内外双重的交流辩论中寻求知识再生产,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寻求跨主体的平等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他文化理念与自文化理念交汇,有冲撞也有融合,既竞争又互补,自文化理念在他文化中得以再诠释和再生成,反之亦然。天下体系所对照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关系性逻辑所对照的是个体理性逻辑,道义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强调了道义的价值。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依据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互融互鉴,在自文化与他文化的沟通流动中重塑自我和他者,也重塑知识和知识生产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非文化本质主义的实践。

  三是全球性关照。虽然文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但知识生产的意义也在于理论建构超越地方性知识,产生更为广阔的普适效应。就实践意义而言,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需要一种全球性制度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依据,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需要道义力量的支撑,世界政治需要突破原子本体的思维方式,从整体和关系的视角去认知国际关系。这些做法有意识地突破了地方性知识的局限,表现出明显的超越意识和全球性关照。就理论意义而言,这些理论的建构本身就是试图打破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素材”的不平等分工,证明国际关系学是全球性的,任何地域性知识都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使“中华性”成为世界性的一部分,最终产生多元共存、相辅相成的人类共同知识,这是知识涵化的终极目标。

  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在开放的体系中、在兼容并蓄的意识中生发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表现出“中华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与世界其他地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断交往沟通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表现出“中华性”同“他文化性”和世界性的汇融。中国学者通过借鉴传统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但总是将传统文化思想置于当今世界的语境中。“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希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世界国际关系知识宝库的组成部分,而非分离于全球知识之林的奇异例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弱势地位相当明显,无论是在主观层面还是在客观层面都不具有追求自文化中心主义的意愿和可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知识涵化模式的一个特点:单向涵化的“中华性”是稀薄的,双向涵化的“中华性”是厚重的,交互涵化阶段则表现为超越“中华性”、实现世界性或“人类性”这一知识生产的终极目标。

  五、结论

  涵化作为一种社会知识的生产模式以实践为本体论立场。实践本体论认为实践性知识是具有本体优先的知识,包含社会理论在内的表象知识生发于实践知识且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知识。实践知识的生产者是实践共同体成员,实践共同体最具代表性意义的形态是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由多元实践共同体构成,社会知识也应该是多样的。进而,多元社会知识的交流沟通激活知识再生产,推动知识的演进,为建构人类共同知识奠定了基础。

  涵化是一个知识生产过程,包含了以学习借鉴为特点的单向涵化、以理论创新为特点的双向涵化和以知识汇融为特点的交互涵化等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40多年来的发展体现了这样一种涵化式的知识再生产过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以学习借鉴为特点的单向涵化发展到当下以理论创新为特点的双向涵化。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智识资源,因此在理论创新阶段的一个明显标识是“中华性”问题,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自一开始就是在内部和外部双重多元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这是一个开放过程,而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因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不是以寻求学术话语霸权为目的,而是旨在丰富国际关系的知识大厦,最终目标是建立超越“中华性”的人类共同知识。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论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毕竟,学术的真谛在于激活思想、引发辩论、启迪知识的再生产。知识再生产的动力和知识本身的生命力死灭于学术话语霸权,而消解学术话语霸权的重要路径就是使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和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当然,前途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略)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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