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2023-01-11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关键词:科技—安全;安全化;去安全化;安全透镜;科技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程弘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除关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外,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象、对中国采取各种遏制与制裁措施,也是该法案的主要目标与内容。随着主要大国特别是中美在数字技术等领域的竞争逐渐加剧,科技竞争和科技安全的议题及其研究日渐增多。既有研究的一个共识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行为体间力量对比、彼此关系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由此形成的趋势则是各国争相在多项科学技术上寻求优势地位,并形成特定的战略、政策,国家间的科技竞争愈发凸显,科技发展和科技优势开始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考量。由此带来的困惑是,科技广泛存在于数字数据(digital data)、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中,但是为何一些领域多表现为科技合作,而有些领域却充斥着科技竞争的情况?如何思考科技这一要素在安全议题中的位置?行为体将科技纳入安全范畴的逻辑是什么?以上是本项研究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安全化理论的借鉴和延伸,本文将科技视为可应用于普遍领域的“安全透镜”,而非一个特定的安全领域,并且尝试构建一个“从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分析框架。文章从知识和资源两大要素出发,考察行为体间基于科技因素形成的各类关系,并探究这些关系产生及变化的原因。

  科技影响国际关系:文献回顾

  为了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需要明确科技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此外,为何科技要素会与安全议题产生关联,其在安全议题中的定位是什么样的,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答。

  (一)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权力政治路径

  科技日渐成为影响国际事务和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评估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将其纳入已有的研究框架和解释路径,一个典型方式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出发。就科技对权力的作用与影响而言,一个观点是科技能够塑造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的内容,科技进步则会改变权力争夺的重点。一些研究将科学技术涉及的权力类型进行了区分,或曰制度、技术、规范, 或曰物质、制度、观念, 并且对科技作用于国家实力地位和国际权力格局的维度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拆分和解读,反映了科技对权力政治的综合、多元影响。第四次科技革命使得一国的权力和地位更加需要科技力量的加持,科技已经成为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和互动领域。

  此外,科技发展会带来权力与权威的转移。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例,私营实体在资源数量和影响范围上甚至要更胜主权国家一筹。阿桑奇、斯诺登等事件表明,访问大型数据的个人、企业和公共机构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影响力。这也反映出科技对权力内涵的改变和延伸:传统的主权、软实力、硬实力或话语权等概念难以囊括由科技发展而产生的新型权力领域。网络空间等源自科技发展的新领域,丰富了国家权力的内涵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形式,使得科技因素愈发成为大国互动的焦点。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大国技术权力竞争也将超越传统的地缘限制,形成更加复杂、融合的竞争领域。

  当然,科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仅是丰富了权力的内涵以及改变了权力互动的关系,例如核武器的产生带来了不扩散核武器的共识,科技发展自然会带来国际规范的变化与更新。 同时,科技发展能够带来世界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以及世界政治思潮的改变,“技术的革命导致生产力的飞跃,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面貌”。 这些观点与权力政治的路径并不矛盾,体现出科技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和对权力运作的改变,科学技术才能影响规范、思潮等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

  (二)从权力到安全:科技影响下的对外政策

  由于科技对国家实力的巨大影响和显著的权力效应,各国将促进科技进步、维持科技优势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甚至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又会与其他国家的科技战略产生互动,由此引发国家间的科技合作与竞争,使得科技要素开始与安全议题相关联。核技术的应用与控制可以说是科技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经典事例。由于核技术在军事和民用两方面的巨大效能,各国既需要解决核武器扩散带来的威胁,也需要协调各国的民用核能开发,以实现核技术与核资源的充分利用。从巴鲁克计划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再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贯穿冷战始终,至今仍是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米里亚姆·邓恩·卡韦尔蒂(Myriam Dunn Cavelty)探究了网络空间被建构为国家安全重要议题的过程:从网络犯罪活动到针对特定对象的网络战争,网络安全包含了各种威胁,有着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表述和处理方式。这些威胁和风险之所以能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政府内外的众多行为体将其进行了安全化的话语处理,以“病毒”“蠕虫”等生物上的特定语言来形容恶意软件,用“黑客”来形容无实体的犯罪分子以及强调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子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与脆弱性,这三种表述体现了对网络空间威胁的安全化,进而与国家安全相关联。有的研究则是关注科技进步对生物安全的影响。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更有能力将自身意图施加于生态系统中,不仅产生了新的生物安全威胁形态,也带来安全主体多元性、演变机理复杂性等新特征。

  大量研究关注当下各国进行科技竞争的具体政策。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提出美国应以“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的形式进行对华科技竞争,即对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封锁和限制,而在其他领域仍与外界保持联系,以此保证科技互动的开放性,增强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和竞争力。 这已成为目前拜登政府科技竞争战略的主要特征。 科技因素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另一表征在于国家间组建的“技术联盟”。面对主要竞争对手在科学技术方面对自身的挑战,一个应对方式便是组建相应的技术联盟,联合其他国家对竞争对手形成技术遏制、停止技术交流,从而维持本国对科学技术的独占和优势地位。

  (三)竞争之外:科技互动的复杂性

  科技对国家实力和安全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家间的竞争,科技合作同样常见。埃里克·普雷姆(Erich Prem)总结不同行为主体选择开展国际技术合作的动机,其中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提升国家竞争力、开展国际援助、吸引资本和人力资源是主要的合作因素。 对金砖国家间科技合作的研究发现,五国科技合作的程度仍较为有限,相近的地理位置、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是驱动这些国家开展科技合作的要素,应当采取政策促进这种合作。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与科技合作同样适用于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分析逻辑,约翰尼斯·乌佩莱宁(Johannes Urpelainen)认为共同利益、互利是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前提,能够提升各国的创新潜力。为了保证合作的有效进行,需要关注政府的可信承诺、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对违背合作行为的惩罚。重大国际问题能够作为外部因素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促进了有关疫情防控的国际科技合作。

  国家间的科技互动具有复杂性特征。科技互动中既存在单一的互动类型,也会因领域不同呈现出不同的互动行为。冷战期间,美苏科技竞争覆盖核技术、太空技术、常规军事武器技术等各领域;而中美在数字、太空、国防等领域进行科技竞争的同时,在生命科学、能源等领域则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有研究发现,就技术领域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一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则其进行该领域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甚至在同一领域内,科技发展的复杂性也会使国家间的科技互动受到影响。以核技术为例,在与苏联展开竞争的同时,美国对其盟友亦有所保留。根据相关研究,除实施核垄断政策外,作为首个拥有核武器和技术优势的国家,美国还采取了约束国际范围内原子能使用的政策,即倡议组建国际机构来管控各国的核能开发;但是美国提出的各种政策,都严重阻碍了美国及其盟友英国间的核能合作。 美国的矛盾之处在于,为了维持核垄断地位需要限制英国的核发展,但与其在核原料领域的合作又不可或缺,因此双方只能开展有限的核合作;由于浅层合作不能满足英国的需求,两国在战后初期的核关系并不紧密。

  综上所述,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产生了高度关联,被视为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和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变量。将科学技术摆在安全政策显要位置的同时,相关研究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将科技视为一个单一因素或变量,纳入对国家战略和世界政治的考察之中;另一种则是分为具体的领域,将科技进步视为大的背景或动力机制,以此分析领域内新的安全态势与动向。两种视角下的既有研究都对科技进步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在已有的考察中,科技或作为一个整体性动力作用于各个领域,或本身即为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两者背后的逻辑根源并不矛盾,均为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力量对比格局与权力互动形式的改变。因此,能否将这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将“科技—安全”互动进行更加完整的处理,或许能更好地总结已有成果,启发未来的研究。此外,科技关系的复杂性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更好地锚定行为体间的科技互动状态以及如何反映互动类型的变化。对于以上问题的回应需要更加准确的评价指标。因此,本文试图发展出一种兼顾科学技术整体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科技是各领域安全关系演进的起始动力。在不同领域,各行为体会根据具体的情形形成不同的互动类型,而科技发展的共性特征又会作用于这些领域,使各领域的互动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动。

  分析框架:作为“安全透镜”的科技要素

  是将科技与政治、经济等要素并列,还是将其视为各领域关系发生变动的“催化剂”,需要考察现实中科技竞争的实际情况。科技竞争的实质还是在更加具体的领域展开竞争,之所以强调科技的重要性,是因为科技带来的生产效率、经济效应、毁伤作用等对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调整即说明,科技上的全方位围堵与“脱钩”,其收益很可能不如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互动方式。在一些领域内,国家间的合作更有利于科技的进步与成果转化。那么如何将科技要素与具体领域相结合,进而考察科技的安全效应,我们可以借鉴安全化理论的相关成果。

  (一)安全化视角下的科技安全

  哥本哈根学派以建构主义为基本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某项议题成为安全议题,是因为这样会极大提升该议题的优先性,从而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获取、占有相关资源。一个议题被成功安全化,需要形成足够的共识,“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由安全‘言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听众是否接受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显然是一个能够进行并实现安全化的要素,由于科技对国家实力和相应权力的影响,其对国家生存安全的意义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科技问题被众多国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但并不是所有科技议题都可以被安全化。如前所述,科技竞争并不意味着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理解是因为科技发展导致的特定领域竞争。从安全化的定义来看,“安全化是一种话语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个主体间理解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得以建构起来,这种理解把某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由此得以要求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紧急和特别的措施。” 显然,仍有大量领域的科技发展没有被视为是对行为体的生存威胁。因此,相对于把科技议题视为安全化对象的做法,将其理解为导致一些议题被安全化的动因或许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将安全议题分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五大领域。仍以这种角度考察当下的科技竞争现象和科技安全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科技竞争的实质还是若干基础领域内的竞争,科技的作用在于为安全化提供一个起始动力。其基本逻辑在于:一国在某一领域的科技进步使其生存环境、实力地位等构成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发生变化,该领域的科技随之被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于是国家采取特定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手段来维持科技优势和促进科技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理解科技与安全的关系以及科技安全问题的由来。

  (二)科技的“透镜效应”与议题安全化的演进

  科技能够使某一领域、某一议题产生安全化,使其被视为与国家生存和地位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甚至导致特定范围内国家间互动的冲突加剧、关系紧张。布赞等人在阐释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时,曾使用“安全透镜”的表述:“安全复合体是通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 这即从安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国家或其他单位之间的联系。该表述可用于形容科技对安全议题形成的作用:当某一领域的科学技术迎来巨大突破和飞速提升,且会对国家生存和人类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时,国家便倾向于以特定的政策手段和互动方式关注这一领域、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从而实现这一领域的安全化,也即“安全透镜”效应的发生。美苏太空竞赛的发端便体现了这种“安全透镜”效应:随着人类对外空场域的认识和探索的逐步深入,在太空进行侦察、通信和军事打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当苏联于1957年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时,美国旋即加大了对航天技术研究和太空探索活动的投入,以致后世以“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一词来描述当一国意识到其技术领先地位受到威胁或挑战,并且必须努力追赶的场景。因此,将科技视作存在于各领域中的“安全透镜”而非一个安全议题的基本领域,或许更能够反映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位置。

  科学技术与特定领域的结合,或对人类生存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或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或是带来军事上的毁伤效能,从而提升行为体对科技的重视,进而将其安全化。其具体措施在于,提升某一领域相关技术的保密等级,停止其扩散和传播。而科学技术转为现实生产力的“变现”过程,离不开两大要素:资源和知识。因此科技安全化的过程,就是阻碍相应资源与知识扩散传播的过程。在将科技安全化的内涵进行具像化之后,我们还需要对现实中各行为体的相关安全关系进行辨析和区分。我们同样可以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如果存在两要素的完全共享,可以认为行为体之间是一种非安全化的科技互动关系;如果两要素完全封锁,则行为体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当然,完全的共享和封锁都是较为理想化的状态,符合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互动类型有哪些,还需要考察影响“安全透镜”效应产生、科技互动模式形成的具体变量。

  哪些因素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和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首先,针对“安全透镜”效应的形成,一个领域是否会因科技进步导致其被安全化,主要取决于该领域的自身特征。相比于其他领域,诸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战略性、前沿性领域更可能会出现“安全透镜”效应。此外,国防领域的敏感性、垄断行业的暴利性等较为封闭的领域所具有的特征会使这些领域更趋向安全化。其次,有关安全化下不同互动类型的产生,既有研究多从地缘政治关系等角度进行解释。但在一些情况下,行为体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或许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仅以美国的科技政策为例,其同样有针对日本、欧洲的科技竞争战略。除非是美苏般的全面对抗进而形成科技间的对抗关系,一般情况下,知识的传播和相关产业的扩展体现出的交流互通才是科技发展的主流。竞争和合作之分,更多取决于行为体在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如果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小,则更容易形成科技竞争;如果实力差距不足以影响国家安全和权力地位,那么科技合作是更可能的。

  结合现实经验,我们可以从科技实力的角度思考各类科技互动关系:当领域内没有形成绝对的科技优势时,各行为体竞相抢占最新的知识和稀缺的资源,这便是一种竞争关系;此外,也存在两种要素共享其一,或均进行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而当领域内存在拥有绝对优势的霸权国时,出于自身利益、地位和声誉的考虑,霸权国主动进行技术支援或继续限制要素开放,都是可能出现的行为。同样以美国为例,其在对盟国进行常规武器出售和联合研发的同时,战略武器和前沿技术的开发相对封闭。因此本文更多关注科技霸权国之外的行为体,认为在安全化的领域内,科技实力差距会创造一定的合作空间,促使行为体开展合作、共同追赶霸权国。由此,通过领域特征与科技实力对比,本文构建了分析“安全透镜”效应和国家间科技互动类型的因果链条:特定领域的自身特征决定了相关科技的进步是否会带来这一领域的安全化,而在安全化产生后,领域内各行为体间的互动模式则取决于彼此的科技实力对比。在一个已经安全化的领域内,当双方科技水平较为接近时,竞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合作;而当双方科技水平存在差异时,进行合作反而成为可能。

  科技仅能导致安全化吗?这种路径是否可逆,如何实现去安全化的效果,同样值得探讨。去安全化即指“政治共同体淡化或不再把某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减少或停止要求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紧急和特别措施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直接的话语进程,表现为淡化对形势的界定;该过程更经常以间接方式出现,表现为政策取向的关注焦点转向其他问题,从而减少对先前安全化问题的相对关注”。结合科技发展的特点与相应的国家战略来看,科技的发展更新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发生变化,呈现出“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需要具体讨论:一是科技领先国将精力放在继续发展新的科学技术,而不是维持既有科技的领先优势,毕竟在他国努力打破科技垄断的情况下,这种科技屏障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二是在技术优势的既有事实下,开放资源或知识或许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如经济利益、国际声誉),这都使得某个特定领域的去安全化成为可能。因此需要考察除科技领先国外其他国家在资源和知识两个方面的情况,如果同时拥有资源和知识,则去安全化就可能已经成为事实。当然需要说明,结合领域特征这一因素看,特别是对于战略性和突破性技术而言,“去安全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其趋势在逻辑上是可能的,需要进行实证考察来验证这种推断。

  (三)案例研究提要

  如前所述,科技对抗意味着全领域的科技要素封锁,这种情况或是行为体间出于战争等极端对抗状态,或如美苏冷战般涉及大国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对抗,此类对抗型科技互动是较为容易理解的,故本文主要考察另外两种互动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诸多要素可以影响行为体间的科技互动,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设难以将全部要素纳入其中,故而试图在传统的解释路径基础上补充新的视角,丰富对科技和安全议题的研究。这里选择美日在20世纪8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竞争、中法两国在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制上的合作、美苏(俄)在空间站领域由竞争到合作的发展历程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案例的考察和阐释,可以表明相应科技的发展演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基础领域,且对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反映出这些技术的战略性和前沿性,也是其成功安全化的重要前提。检验理论框架只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更主要的目的是展示科技要素的“安全透镜”效应,以及行为体科技互动形成的新可能。

  安全化下的科技竞争与合作

  科技的进步会提升某一领域在国家安全和实力中的相应地位,进而改变该领域内国家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方式。我们同样可以用合作、竞争、对抗来划定科技互动的三种类型,本部分即对前两种类型的实证案例进行检验。

  (一)安全化与竞争型科技互动

  这里选取的竞争型科技互动案例为美日在20世纪8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竞争。行为体间的传统关系态势对安全化及科技互动虽有影响,但互动形态的最终形成,更取决于科技实力的比较与相应领域的具体特征。为何具有盟友关系的美日仍会形成半导体产业的科技竞争,上述两个因素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释。

  1.半导体产业及相关科技的安全化

  半导体产业和相关科技随着早期计算机的研发而兴起,为无数其他产品提供了数据存储和通信能力,包括移动电话、游戏系统、飞机航空电子设备、工业机械、军事设备和武器。半导体产业与芯片科技能被安全化,与其自身的领域特征相关。首先,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科技具有军事应用效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用于探测岸上船只、引导探照灯和高射炮的陆基设备均属相关研发的范畴。专用集成电路能够广泛应用于雷达、战斗机和导弹制导装置中,因此作为集成电路核心组件的芯片自然拥有极高的军事安全意义。其次,半导体行业蕴含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半导体行业在1989年的产值为250亿美元,就业人数则不到20万,是一个典型的高科技研发密集型行业。由于半导体使几乎所有的工业活动成为可能,相当数量的政策制定者据此认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和制造方面的实力对于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因此,半导体产业自身的领域特征使其能够被充分的安全化,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中。 美日双方特别是美国应对“芯片战”的举措即体现了这一路径。

  2. 半导体产业的美日竞争性互动及其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美日在半导体产业,特别是集成电路及芯片生产领域形成了竞争关系。我们将科技实力对比作为自变量来解释美日芯片科技竞争互动的形成。美国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约占全球收入的45%—50%。 李巍等曾以“技术—资本—市场”的三维框架来分析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中的霸权地位, 不仅相关技术最早发端于美国,大量研发与生产的主体也多是美国企业,在日韩等国的相关产业崛起之前,美国约占世界半导体市场的60%,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政府联合东芝、三菱等企业推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720亿美元,设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研究所,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美国产业巨头为主要竞争对手,大力推进本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该计划在5年时间内共产生了约1 000件专利,使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在1975—1985年间从100件增长至331件。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比美国更早生产64K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1984年又先于美国研制成功100万位DRAM。 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逐渐扩大。1978—1986年间,美国生产的DRAM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从70%降至20%,日本则从不足30%升至约75%。 日本企业拥有更为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以及专门的技术发展与赶超政策,其技术和价格都有相对美国企业的优势。 因此,从科技实力和基于此形成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的比较来看,日本具备了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地位,竞争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

  由于日本半导体企业对市场份额的挤占,加之高资本成本、美元升值、新工艺技术的采用滞后以及质量控制等问题,美国相关企业逐渐式微。到1989年,美国企业生产的半导体仅占世界市场的35%,日本企业则占到了51%。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半导体企业之所以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是因为日本政府保护其国内市场,扼杀了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销售。 为了扭转份额下滑的态势,特别是进入日本市场,相关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选择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进行“安全化”的解读与诠释。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AEA)称:“电子制造业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分支之一以及其他经济产业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安全。”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更是直接指出,“日本的半导体对美国高科技产业、防务产业的根基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下属的半导体依赖问题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Semiconductor Dependency)认为,美国在技术和制造两方面的领导地位遭到了日本的冲击,而“相关的上游行业,如供应硅材料或加工设备的行业,正在失去它们在工艺技术和制造以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重要方面的商业和技术领先地位”。由于陷入与日本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相当一部分美国企业放弃了国防和航天部门订单,期望在商业市场中获得更高回报,国防工业开始面临芯片短缺问题。加之与苏联在相关领域的军备竞赛,美国半导体行业与芯片科技的振兴被打上了显著的国家安全“烙印”。

  简言之,为扭转落后态势,美国国内对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芯片科技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安全化渲染,使之成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议题。而受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影响,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并在1974年出现了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首次负增长。由此,日本的产业政策开始发生转向,力促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着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在内的高精技术产业,并注重技术方面的国家安全,即不依赖外部资源,并减少其受到国际供应中断的影响。因此,半导体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和芯片科技的领先地位,同样是影响日本经济发展和技术自主的安全事务。基于半导体产业特有的领域特征,科技进步带来的“安全透镜”效应由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显现。

  3. 美日科技竞争的结果及实质

  双方科技竞争的表现和结果体现为一系列协议的签署。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双重考量,美日政府间开始进行谈判。1986年,双方签订了第一次《日美半导体协议》,规定日方增加对美产半导体产品的进口数量,减少对美出口日产半导体产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保护美国公司专利。从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看,美国强化了对市场资源的占有,不仅保护了本国市场,强制日本开放本土市场,更以相应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占有知识要素。1987年,美方以日本东芝公司违反战略设备出口限制为由,强制终止了日本自主研发FSX战斗机的项目,并调整为美日合作共同开发,这显然为美方提供了一个获取日本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至此美日在芯片科技领域的安全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竞争型互动,在双方行为动因、安全化过程、竞争表现和结果等方面都有了明确体现。

  在回顾这段历程时,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国家间贸易战的视角,强调日本半导体产品因价格优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事实上形成的倾销行为和在第三国的市场优势。但正如戴维·沃尔顿(David Walton)所言,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包括贸易和政治问题,是美日双边关系中最有力的一个矛盾来源。 从本文的分析视角看,半导体产业和芯片科技的发展能在军事、经济两大基础领域进行广泛应用,进而产生“安全透镜”效应。无论是相关利益集团的刻意渲染,还是政策制定者出于国防安全、贸易关系等方面的考量,在各方实践和互动下,本国的半导体行业生存和芯片科技优势已经实现了安全化。而在相近的科技实力下,美日在该领域难有合作空间,反而试图在这一高科技研发密集型产业中占据绝对优势、获取更多收益。

  (二)安全化与合作型科技互动

  与非安全化领域内的科技合作和安全化领域内的科技竞争相比,安全化领域内的科技合作似乎是一种较为矛盾的类型,但仍有其存在的逻辑。我们仍可以通过领域特征和科技实力来分析安全化以及合作型科技互动的形成:在敏感度较高、并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科技进步使得该领域的安全意义提升,进而被安全化。合作型互动的生成是因为行为体间的科技实力并非接近到不存在互补的空间。在安全化的领域进行科技合作,行为体的考量更多是通过合作来达成特定的安全目标,而双方的目标是不冲突的。下面将通过中法两国在涡轴-16航空发动机生产研发上的合作来验证上述观点。

  1.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安全化

  航空发动机是衡量一国航空科技水平和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准。纵览人类航空领域的发展历程,航空科技的重大突破均与航空发动机的更新迭代有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知识成果与工业基础。航空发动机的安全化同样发端于科学技术的突破。从最初将蒸汽机应用于飞行动力,历经活塞式发动机,再到涡轮螺旋桨、涡轮风扇和涡轮轴发动机,先进的发动机技术不仅可以广泛装配于航空武器之中,也可以推动民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提升国家在相关产业链的地位。从民用航空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对航空运输业的整体性打击,加之各国燃油价格上涨与排放标准收紧,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升级其现有产品、开发更为高效的发动机是必然的选择。从军用航空角度看,现代战争和军事行动需要高性能和高质量的飞行设备,更离不开坚固优质的航空发动机,“使用军用飞机保护国家关键资产和基础设施,对全球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增长动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可见,航空发动机的科技发展同样具有军事应用和经济收益两大效能,更是影响一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由此,航空发动机的领域特征使其科技进步形成“安全透镜”:行为体将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进步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重视其安全意义,并在军事、经济等基础领域将其安全化。

  2. 航空发动机技术的中法合作动力

  中法两国均将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明确了“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和发动机的修理及飞机零件、配件和工具的制造,尔后再逐步向飞机装配及制造方向发展”的任务,并成立了由军委领导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早期航空工业建设和相应技术的提升主要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以完善中国空军力量为主要目的。进入21世纪,中国航空工业迎来高速发展期,并逐渐认识到掌握航空发动机等核心部件技术的重要意义,加大了本国科研力量的投入,形成了“以我为主,争取国际合作”的发展模式。军用航空发动机是中国航空动力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国的民用航空发动机与世界领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性较强。 全球航空发动机的主要生产企业——通用电气航空集团(GE Aviation)、劳斯莱斯公司(Rolls Royce Holding)、霍尼韦尔航空航天公司(Honeywell Aerospace)、赛峰集团(Safran)等均来自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可见其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强势地位。2016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该公司“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加快实现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并提出“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大意义”, 展示出中国从国家安全层面对民用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关注。

  法国将航空发动机的生产研制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并重视对发动机的自主生产和使用,其国内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经验在于:无论是自行研制还是国际合作,都完全使用自主航空发动机,为国内品牌创造良好市场。法国政府注重通过自身能力和影响力为国内企业开拓市场。例如,为了使赛峰集团与通用电气公司联合生产的CFM56涡扇发动机获得更多订单,法国政府率先宣布将其装配于法国空军的KC-135空中加油机,以促使美国空军装配同样的发动机。此外,为了保证对军用航空动力系统的自主控制,在1979年的“欧洲联合战斗机项目”(ECF)中,法国坚持要求使用其自主研发的M88航空发动机。在未获英德等国支持的情况下,法国便选择退出该项目,转而自行研发装配M88的阵风战斗机(Rafale)。由此可见,中法两国均对涉及航空发动机及相关技术发展的军事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安全化处理,将其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3. 中法科技合作的动因及价值

  中法之所以会在这一高度安全化的领域进行合作,是因为相对于美、英等传统航空强国,两国均是相关行业中的后起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航空工业,两国并不排斥外部合作的方式。与美日在半导体行业互动的差别在于,两国各有其短板和不足,为双方合作型互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作为专门装配于直升机的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功率大等优点。直升机因其能作业于各类地形地貌、到达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不能到达之地的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行动、社会生产和公共事务,其之于国家安全的意义和作用较为显著。

  2008年,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与法国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签署《发动机研制、生产、销售及售后支持合作协议》,决定双方各以50%的工作份额共同研发新型涡轴发动机,即涡轴-16。其中,中方负责压气机和附件齿轮箱,法方负责燃烧室、涡轮机和控制系统。涡轴-16发动机的首个试飞对象为AC352直升机,于2016年在哈尔滨完成首飞, 2019年取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同年,在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签订备忘录,决定加强双方在涡轴-16研制上的合作,包括讨论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以维护在役的涡轴-16发动机,并且启动发动机的量产和研究发动机新的应用方向。2021年,涡轴-16发动机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生产许可证,正式进入民用航空市场。 虽然涡轴-16发动机尚未进入军用领域,但因其结构简单、低油耗、高可靠性、寿命长等优势,已达到第四代涡轴发动机的先进水平, 在消防、警务、医疗、海关、搜救等领域均能推广应用, 更意味着中法两国在直升机动力技术上的突破,具有明显的安全意义。

  由此以航空发动机技术的突破为起始动力,以其对航空工业和各项应用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和技术稀缺性的领域特征,科技要素在军事、经济等基础领域产生“安全透镜”效应,将相应技术议题在对应领域的安全意义放大。中法在航空发动机问题上的战略安排和政策实践表明,两国在技术提升和产品研发等方面各有侧重和优势,科技力量存在差别,这也促使两国合作空间的产生,双方能够在人力、市场等资源和特定技术等知识上互通有无。在政府引导下,双方实现了企业间的产业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扩大市场、减少风险与成本的效果,进而实现本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成为中法两国发展航空工业的重要手段。 在双方科技实力和既有合作型战略政策的影响下,中法进行了新型民用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合作,由于涡轴-16的强大性能和直升机的多重用途,这种合作的辐射范围也涵盖多个基础性领域。

  “安全透镜”与去安全化

  科技因素的“安全透镜”效应不仅能放大特定领域的安全性,也会存在减弱其安全意义的可能,即去安全化。如前所述,科技进步加之领域的既有特征,会产生安全化的现象或趋势,但科技的发展不会就此停止,这便产生了一种值得讨论的问题:特定领域的科技进步会不会减轻甚至逆转已有的安全化趋势?科技发展带来领域安全化的逻辑在于提升特定领域对国家实力的影响,进而促使技术领先国努力将这一领域变成其“自留地”,保证知识的领先或资源的垄断,其他国家则会努力打破其设置的科技屏障。而如果科技继续向前发展呢?我们需要从国家角度对于主导科技发展的主体进行讨论。如前所述,如果是技术优势国,当其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时,科技屏障的设置或许会失去必要性,因为这种情况下技术优势国进行技术共享带来的收益可能会更大;但当相关领域高度敏感和重要时,技术优势国仍可能会继续限制科技交流互动。如果技术后发国实现了技术突破,则会使这一领域的科技呈现出一种逐渐开放的趋势。而当更多国家拥有这项技术的时候,其安全意义自然会相对降低。我们可以从美苏(俄)两国在空间站技术上的互动历程来验证上述猜想。

  1.美苏科技对抗与空间站技术的安全化

  冷战期间,美苏双方的科技互动同样处于对抗状态。在太空技术领域,载人航天、登陆月球等活动都被赋予了显著的政治意义,意味着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提升。美苏两国在太空技术发展的努力中都强调其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的结合,将太空转变为两国积极争夺政治和军事优势的领域。例如,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极大地提升了其国际声誉和国家形象,凸显了苏联的大国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将其视为共同的成就和胜利;西方国家民众也改变了对苏联“落后封闭”的认知,认为苏联是人类太空探索的引领者。这一事件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重了美国的焦虑情绪,因此成立了航空航天局、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等相关机构,进而推行“阿波罗登月”计划,有关研究将其总结为美国外空政策“军事化”“竞赛化”的转向。此外,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也反映出太空科技对国防安全与军事武器的重要作用和密切联系。由此可见,太空技术的突破和太空探索的新形式既能对国家形象和地位带来影响,也能与军事武器的创新应用相关联,推动军事和政治两大领域产生安全化。尽管冷战期间美苏也有太空科技领域的合作,但这也是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而出现的。总体来看,美苏在太空技术发展及应用上仍然服务于双方对抗的整体形势。

  美苏就空间站技术的发展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较量。1963—1965年,随着相关技术的逐渐成熟,苏联开始进行名为“联盟-R”的空间站计划,除能乘载两名宇航员外,空间站装配了照相侦察和电子侦察设备,主要承担军事侦察和监测任务。 美国则在1963—1969年间花费15.6亿美元开展了“载人轨道实验室计划”(Manned Orbiting Laboratory,MOL),其预期职能包括以能够覆盖苏联和其他地区的强大相机系统开展侦察与监测活动。作为对载人轨道实验室计划的回应,苏联推出了规模更大的“钻石”空间站计划,以更强大的性能进行侦察任务。作为对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的回应,苏联政府决定开发世界上第一个民用地球轨道空间站,即“礼炮”空间站。整体而言,除对地侦察观测外,空间站具有空间军事行动保障、空间设置战时修复、军事设施组装部署等军用效能, 可见其具有可导致安全化的领域特征。由于太空竞赛是美苏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赋予了极高的安全意义,空间站技术的应用与突破对美苏两国都有显著的“安全透镜”效应,成为太空安全化的一部分。

  2. 去安全化:空间站技术进步与民用转向

  以国际空间站项目的成立为标志,空间站技术发展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开始逐渐淡化,在这两个领域出现了去安全化的态势。1993年,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将各自的空间站设备合并为一个设施,双方将整合各自的模块,加之日本、加拿大、巴西和欧洲航天局成员国等16个国家共同建造和运行国际空间站。历经准备、初期装配、主要装配等阶段后,自2011年来,国际空间站便一直处于应用与维护阶段,主要任务是服务各国的太空探索活动和为微重力实验提供平台,站内实验包括物理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促使新专利、新产品和新公司的诞生。可见在空间站技术上,美俄转而进行开放式的合作,在相应的军事和政治领域淡化其作用与意义,安全化的进程出现了逆转。

  考察围绕空间站技术出现相应领域去安全化的原因,以下因素值得关注。首先,美俄在空间站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地位遭到削弱。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太空技术研发和太空探索活动上的投入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太空竞赛的高峰期,美国的相关支出急剧增加,从195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增加到1966年的4.4%以上。这在无形中也为其他国家设置了一定的资源和技术壁垒:一方面其专业知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跟上美苏,另一方面其资源方面也很难达到美苏的投入规模。但是,大规模的太空探索项目也加剧了两国的经济负担,这种近乎垄断的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实际较为有限。登月计划成功后,美国在太空探索方面的支出随即出现回落态势,1975年降至1%以下,到2013年美国只有0.23%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太空项目。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着力提升自身的太空技术。以应用于空间站建造及维修的空间机械臂技术为例,加拿大的航天飞机遥操作臂系统(SRMS)项目、日本的实验舱机械手臂(JEMRMS)项目,均是美俄之外其他国家在空间站方面的代表性科技成果。中国更是依靠自身力量建立了空间站。

  其次,太空技术出现民用转向。冷战时期,太空技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安全化某种程度上是美苏刻意渲染的结果。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简化制造、“钻石”空间站的项目叫停、“星球大战计划”的不了了之,均表明两国对空间站等太空技术的军用效能出现了一定的高估。相对于军用上的战略欺瞒,太空技术的民用效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展现。2008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诺曼·奥古斯丁(Norman Augustine)领导的委员会建议,美国航空航天局把近地太空运输完全开放给市场,让各类商业化公司都能充分参与竞争。以此为契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等民用航天产业巨头实现快速发展。除科学实验产生的经济效益外,太空旅行等空间站商业运营项目也已在开展当中, 商业民用是空间站未来运营的目标之一。国际空间站相关的载人航天技术应用于商业,可以产生的经济收益达到空间站投资的3—7倍。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开放“私人宇航员”项目,单程费用为5 800万美元。2022年4月9日,首个全平民乘组SpaceX龙商用飞船(Crew Dragon)抵达国际空间站,3位乘客共支付1.65亿美元费用。此外,从“礼炮”到“钻石”再到“和平”,俄罗斯在空间站的管理和操作上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国际化的合作也能更好地吸纳国内外的资金。 相关研究即以协商、配合、互助来总结各个时期国际空间站的合作模式,认为配合和互助是更为理想的合作模式, 而平等地位的产生与各国在资源和知识上的差距缩小同样有所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空间站技术发挥了两次“安全透镜”的作用。冷战时期,空间站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够带来军事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军事和政治的领域特征,加之美苏全面对抗的现实,决定了相应领域的安全化,双方围绕相关技术进行了长期竞赛。随着冷战的结束,设置“科技壁垒”、维持科技优势的成本提高,包括各国的技术挑战以及太空技术民用效益的凸显,这些因素使得美俄逐渐改变空间站技术的管理方式,选择淡化空间站使用的军事意义和政治象征,进而以开放合作的模式与其他行为体开展互动。从科技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一个主线仍是太空技术特别是空间站研发技术的提升,将导致科技领先国的相对优势下降、维持优势地位的成本上升、知识和资源的可及性提升,进而带来的是相应领域安全化程度的降低以及“去安全化”的出现。

  结语

  以科技因素在各基础性领域广泛存在的“安全透镜”效应为核心,以科技发展的视角审视各领域从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过程,本文提出了一个囊括安全化下多种互动类型以及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之间动态演进的分析框架,意在更好地界定科技议题与安全议题之间的关系,从一种新的视角观察行为体之间的科技关系。在本文考察的三个案例中,芯片科技之于国防安全和经贸关系、航空发动机的军民两用、空间站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加持,均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在特定领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这些领域又因其特性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从而使科技因素进一步加重了上述议题的安全意义。由此,科技因素好比一个放大镜,凸显了各领域的安全性。行为体之间互动模式的形成,取决于科技实力的对比,过于接近的技术水平使得美日难有转圜余地,只能以贸易战的形式进行科技竞争,抢占市场资源;而同为航空动力领域的后发国家,中法能够实现技术互补,并以相应的人力、市场资源和专业知识的互通实现合作。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下,技术领先国与技术赶超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也影响着领域安全化的程度,维持优势地位的成本上升、资源知识难以继续垄断、共享技术的经济收益都会改变既有的安全化现状。虽然冷战期间美苏在空间站的研制与发射上持续竞争,但太空技术发展的高成本、其他国家的技术突破、民用模式的高收益等因素,都使得美俄开始进行开放式合作,其在军事、政治领域的安全化程度亦有所减弱,出现了去安全化的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案例选择的结果表现出科技对军事和经济两大领域的作用。但“安全透镜”仍是普遍存在于各基础领域的。空间站之于政治领域、航空发动机特别是用于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之于社会领域、现实中行为体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中的互动之于环境领域,都表现出科技要素的作用与影响。我们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下一步的展望:首先,“安全透镜”效应是否能够持续发生?安全化和去安全化两种进程是否会存在反复和逆转?其次,在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以怎样的逻辑生成的?如国家间关系、外部重大挑战等因素都会使特定领域的安全意义重新凸显,此外还有哪些因素,也应是研究的方向。再次,如何衡量技术封锁的效度?当竞争型互动或对抗型互动出现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出现国家间的技术同盟,进行资源和知识的内部共享和外部封锁。但是阻碍相关要素的流通则与科技发展的趋势不相符,这种封锁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限制科技进步、维持技术优势的作用,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略)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李想)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