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年轻一代必定会出现国关大师

2023-02-01 来源:《敬畏学问》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能在其中一个方面有一点建树就很不容易了。我在努力试着蹚出一条路来,找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方向,提出可能在学理层面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这样努力,并不是要争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丰富国际关系学知识,在学理上把中国人的创造作为整个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让全世界分享。——秦亚青

 

    1、秦亚青与中国学派

    虽然翻译和介绍国际关系学领域各个流派、执教解惑和参与建言献策占去秦亚青大量的时间,但他一刻也不曾松懈地朝着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的高远目标努力。

    中国面临着很多过去西方没有面临过的重大国际问题,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从未面对的现实,这正是创建中国学派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宏大的实践活动能够创造宏大的思想。另一方面,一切研究始于问题。例如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就因为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焦点问题展开。

    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学理思维路径的不同,聚沙成塔形成不同的学派。美国在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占了主导,但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依附理论都不是美国人做出来的,这些理论也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进程、不同的文化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次上采取不同路径,再升华到理论的抽象层面,使之具有宏观层次上的普适性。秦亚青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发现,世界上很多学者也期待中国学者拿出基于中国文化积淀和独特个体发展实践之上的理论成果。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学派的诞生,究竟还缺些什么呢?秦亚青和同事们把中国近三十年一千多篇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论文做了一番梳理检讨,为中国至今没有深入到学理层面的国关理论“号脉”,他相继在国内外发表了《理论的核心问题和中国学派的生成》《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形成的可能与必然》。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国际的意识,过去都是讲“天下”,国际概念是从西方搬进来的,这是一。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总要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太现实而少抽象,这是二。没有学理层面的理论意识,缺乏一个能够无穷演绎、衍生扩展的核心概念,这是三。秦亚青用通俗而简洁的语言,向我们道出他号脉的结论。

    找到症结,也就找到了构建的出发点。但构建并非闭门造车,还需在与国际学术界的顶尖人物的交锋中淬炼。2003年,秦亚青与世界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以及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布赞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科学高端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属于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在对话中提出,中国发展的迅速程度和经济总量的庞大,必然导致和主导国家美国的全面对抗和暴力冲突。而秦亚青则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历程、中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等方面,论证冲突不是必然的,中国不会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

    与布赞的对话恰恰围绕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秦亚青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发展变革时期,没有建构起国际关系学流派是因为:中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西方的理论在整个国关研究领域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中国还没来得及将本国的发展经验升华到学理层次。但未来,中国一定会产生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关系学流派。

    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约二十年出一个学派。而新中国设立国际关系学科走过了四十个年头,接触、分析和批判国际关系学理性理论也已二十年,因此中国学派的诞生不能总是任重道远的企望。

    秦亚青在临近学成归来十五年的一段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些论文,其中《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关系和过程”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他认为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核心理念是理性,而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理念是关系。他通过对这个中国元素进行概念化处理,在形而上的层面勾勒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轮廓。这篇论文在2009年国际关系年会上宣读后,反响很大。有学者称该文可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开篇之作,有想法、有概念,期盼早日丰富成体系。

    2010年,他与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布赞再次论争,就“国际社会”这个基本概念,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视角。“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能在其中一个方面有一点建树就很不容易了。我在努力试着蹚出一条路来,找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方向,提出可能在学理层面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这样努力,并不是要争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丰富国际关系学知识,在学理上把中国人的创造作为整个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让全世界分享。”

    2、《关系性逻辑与东亚区域治理》总序摘选

    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理论的构建总序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理论的构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思想结晶和实践积淀,也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智识资源。对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而言,中华文化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构建而言,中华文化是启迪创新的源头活水。当然,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不能自动成为社会科学理论,从资源到理论,需要经历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包括对当今世界现实的介入、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汇,并最终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知识。在这个转化过程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实验平台。

    文化是一个文化体的共同背景知识,是社会科学理论生产的重要智识资源。一般来说,知识可分为“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两大类。背景知识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性知识,是非言明的、未经理性加工的知识,在实践中习得,且不断积累、代代相传。背景知识存在于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背景或是潜意识之中,是文化共同体的构成性知识,驱动共同体成员有意识、有意图的行为,并使他们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了共同背景知识,人们才能对某种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对某种外在的事实作出诠释,才能在某种情景下具有采取何种行动的取向。

    表象知识是经过人脑梳理的、言明的、抽象的知识。科学理论,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归于“表象知识”的类别,因为这些知识不是我们直接实践的结果,而是通过知识生产者的梳理、整合、提炼、抽象而得来的。无论是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是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市场论、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表象知识的例子。

    表象知识对于人类发展是重要的。但是,表象知识或曰理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超级大脑的凭空创造,而是在背景知识的土壤中生产起来的。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有着两重关系。其一,背景知识是表象知识的基础来源。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基本背景知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关系实践,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概念,如“均势”“无政府体系”等均是抽象于欧洲国际关系实践的。其二,表象知识和背景知识是相互作用的。表象知识生成于背景知识,但一旦形成了系统的表象知识,则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实践和国家行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主导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对冷战后20多年国际关系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从本体意义上讲,背景知识具有本体优先的地位。没有背景知识,表象知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社会理论的建构者是人,是作为文化共同体成员的人,亦即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是文化人的生命场和生长语境,也就是说,文化共同体成员是在自文化的背景知识浸泡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体背景知识流淌在其血脉之中,对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理论是人构建的,但是,借鉴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理论,而是在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界定的范畴内构建理论,是依照自身的实践活动并通过这样的实践构建理论。文化塑造了人,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与社会理论就有了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为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

    社会理论都是在背景知识的土壤中生发的。正如农民的劳作、工人的生产、外交官的外交活动被视为实践一样,学者的研究也是实践活动。生产知识的活动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是在知识生产者作为“文化人”的背景知识影响下展开的。根据约翰·塞尔的理论,背景知识作为前意识和非意图的存在,关键性地影响到有意识和有意图的行为。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影响到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文化人”,“文化人”又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将背景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表象”出来,这样就生产出理论。因此,背景知识是理论知识生长的土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创造提供了一种基础营养,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创造的智识资源。任何社会理论,无论其意义扩展到多么宽广的范围,都会有着理论建构者的初始文化印记。

    在现在的国际关系领域中,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被称为三大理论流派。仔细审视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深植于西方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活动。传统思想与当下现实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创造性的提炼和转化,就会形成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实主义是对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思想的传承和转化,始终紧扣权力和利益的核心理念,将其用于民族国家的现实场景,转化为系统的理论。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洛克、康德、斯密等人的影响无所不在,并结合当今、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现实,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而贯穿这些主流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性”,这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表象知识的结晶,而其所表象的,恰恰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关键进程中由实践形成的背景知识要素,是西方现代化文明和文化的思想凝练和知识表述。追根溯源,西方文化传统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智识资源。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西方传统经典思想为智识资源,中华文化也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智识资源。进而,当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多元世界的时候,在多元文化和多向度实践共同产生价值意义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通过不断地凝练、砥砺、升华,也会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共同智识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理论智识资源具有很大潜能。当今世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世界正在全方位地展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当今世界的多元现实。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仁”“礼”“和谐”“阴阳”“天下”“王道”“义利”等;中华传统文化里面也有许多重要的思想体系,比如忠恕意识、天下制度、中庸辩证、和合共生等。这些概念和思想,通过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和思想基底。“天下为公”的思想就突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民族国家的基本思维模式,突出了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的人类共同体意识。而中庸辩证思想也突破了“理性人”的基本模式,从本体意义上确定了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理论智识资源的价值在于推动社会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复合世界中,文化共同体差异性越大,背景知识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潜力也就越大。以文明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是所有文化共同体中差异最大的共同体,基于这种差异并展开沟通对话很有可能出现创新性理论。比如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基于不同文明的文化。这不是说中西全然不同,同是属人的范畴,两者必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相通意味着社会理论具有普适性的发展空间。同时,差异则为理论原创提供了机遇。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对话的宽厚平台和宽容机制,全球性社会理论的形成就是有希望的。思考如何使用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显著性意义的知识体系,这对于将国际关系学发展成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部分文字节选自《关系性逻辑与东亚区域治理》)

    3、秦亚青教授访谈摘选

    问: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不是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

    秦:是的,在美国时我曾经想过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但是最后放弃,用了结构现实主义。一个原因是结构现实主义那种科学简约很吸引人,可以据此提出严格的、可证伪的假设,运用统计学的很多东西,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学理发展。另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不够,找了一些心理学的书,越看越觉得不懂,后来就放弃了。《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这本书是杰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中国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有人去做。况且,从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容易进入复杂系统效应研究议程,这是一个前沿领域,综合多种学科,跨越文理界限,天地十分广阔。

    问:您试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秦:我是想走一条中间道路。思维上,我喜欢思到极端,再退居中位。学问之中,我觉得中间地带具有最大的开放空间,最具包容性。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社会科学没有科学的意识不行,但没有人文的理想同样是不行的。中国现在需要提倡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因为我们过去不强调这一块,研究方法也不去学习,结果被人家说成是“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直到现在,我们以严谨的社会科学方法做出的优秀论文仍然为数甚少。这是一个薄弱环节,要大力加强。但是,科学主义本身显然有它的局限,因为它做到最后可能就把一切做死了。我自认为自己的那本书(《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在方法方面还是比较规范的。但是,我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人不是物质。所以,我更希望有一些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一方面,我希望大家有一种缜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合理的推理过程,清晰的思维路线。同时,我又觉得在这种东西背后,一定要有一种很强的人文支撑,以人为目的。

    问:是否可以这样说,不管是理论,还是方法论,您都是主张多元,反对一统?

    秦:如果理论不多元,只会出现话语霸权,学术就可能成为霸权的奴隶;如果方法出现单一,学术就可能成为方法的奴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学术应有的竞争和繁荣都会消失。作为杂志,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不是只发表同一种声音、只采用同一种方法的文章。杂志就要有这种胸怀。作为观点,可以有自己相信的、爱好的、坚持的东西,但是不能因此就将非我所爱视为一无是处。现在很多人谈学术的民主,我的理解是:学术民主最基本的精神大概是宽容。宽容,不是赞成或允许你喜欢的东西,而是要包容你不喜欢的、反对的东西。只有宽容,学术才能兴盛。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观点。我自己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但是我反对惟科学主义。我觉得科学和人文是可以融合的,因为科学和人文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最终解放,而不是为了建构人的奴役之路。这就是我为什么既翻译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翻译卡尔的《20年危机》和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三人行,必有我师。

    问:您非常关心中国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始终把它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秦:一个人或几个人做出几篇文章是小事情,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是大事情。只有将学科踏踏实实地建立起来,学术薪火才能传承下去。有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们国际关系学界现在做的东西,50年后、100年后能给中国的学术留下什么?我很惭愧,因为我无言以对。这是大事情,是大问题。如果现在重视学科建设,给大家既提供基础的东西,也提供很多可以选择的东西,开辟出思想的富裕空间,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会出现国际关系的大师。

   原标题:秦亚青——中国的年轻一代必定会出现国际关系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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