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拉克北部人道主义形势的恶化，和伊拉克境内极端武装“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转而对此前一直对内战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发动攻势，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停止此前长达一个多月的犹豫不决，冒着被反对者指责为“背信弃义”、“重返伊拉克战场”的政治风险，于8月7日开始对ISIS目标发动空袭，并向伊拉克北部难民空投救援物资。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也呼吁各国关注伊拉克北部人道危机，一些美国的盟友也相继表示，可能“跟进”采取人道主义行动。

　　8月8日，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专访时，重拾“美国与众不同论”，并称中国“搭便车（free rider）30年”，暗讽其不愿为国际事务负责，关键时刻仍要依靠美国。一些国内外人士则认为，中国如今已是世界性大国，且在战后伊拉克重建中获利丰厚，伊拉克内乱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理应去伊拉克“负责”一把，仿效一下美国的行为。

　　这样的思路是否可取？

　　首先必须看到，美国之所以转趋积极，是因为倘继续任由伊拉克局势恶化，则奥巴马本就不佳的处理国际、外交问题口碑将每况愈下，并损及年底中期选情，而不论政府或在野党，也都无法承受美国“伊拉克政策失败”的巨大代价和包袱，且ISIS不仅威胁巴格达当局，也开始危及和美国关系更密切的库尔德自治区，如不有所动作，则奥巴马可能背负“失败总统”的恶名。

　　但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社会并不受欢迎，而当你奥巴马正是借反对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对外战争，承诺“带孩子们回家”异军突起并入主白宫的，2011年底的如约撤军，则是奥巴马为数不多受到国内广泛好评的外交成果，倘干涉旷日持久，或索性“落地”，则不啻自食其言，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正因如此，美国的军事介入，恐也只会是“点到为止”、“意思意思”。